政治之決裂——反動黨人之排滿與孫中山平易近族主義思惟之轉變
作者：曾亦
來源：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
選自作者所著《共和與君主——康有為早期政治思惟研討》，上海國民出書社2010年版。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二日壬子
耶穌2017年7月2４日
反動之義，自古有之。《易傳》云：“六合革而四時成，湯武反動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革之時義年夜矣哉！”前人唯天道是法，是以六合有反動，人間亦自有反動。
六合之反動，四時代序之謂也，是以人間之反動，則體現為王朝之更迭，以今天下非獨一姓之一切，蓋于民氣向背之際，天命常有流轉遷徙焉。[1]
遞至清季，孫、黃輩揭“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”之幟，蓋欲藉此以成反動之功也，其實不過踵明祖排蒙元之故智，與王朝更迭之義殆無二焉。
吾國不幸，先是甲午敗于蕞爾島夷，繼以庚子之禍難，滿人朝廷遂缺乏以寄國人之看，又值東方平易近族觀念勃興之時，是以孫、黃反動雖不無吊平易近伐罪之古義，然其幟之年夜者，皆在宣揚種族冤仇罷了。
至清社既屋，平易近族反動之義已成，而南北釁端方啟，此實漢人之內訌也，猶秦末劉、項之相爭，徒資漁人之利罷了。且坐視滿、蒙、躲、新之決裂，則平易近族反動之后果，不過致吾中華平易近族淪進敵手罷了。其后，孫文乃倡“五族共和”之說，欲熔五族為一爐，然為時已晚矣。
且自康、梁假維新之名以飫清廷，托古以改制，而君主軌制遂致視為衰亂之由，中國近代之共和思惟實肇端于茲。其后，陳、胡等以倡導新文明為幟，視數千年中國之故物皆無一是處，不獨技藝、政治，至于品德、文明及語言，甚而吾炎黃種族，皆不若西人遠甚，遂有本日之喪亂也。
至此，現代中國之反動不獨革清廷之命，亦革滿人之命，甚而革數千年中國之命矣。至是，吊平易近伐罪之古義，遂不復存矣，常不過逞一己之私利、一黨之私見罷了，而平易近國現狀之怪誕，蓋以此焉。現代反動之著名無實，觀乎共和后四十年平易近生之艱，即可知矣！
康長素上法宣圣，以素王自居，其所倡言改制者，不過欲以西夷共和之制代替代替吾國數千年君主之制罷了，“今共和樂成矣，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，不止革一朝之命”[2]。
觀其所撰《年夜同書》，即以共和為年夜同也。其后頗游歷諸國，“吾兩年居美、墨、加，七游法，五居瑞士，一游葡，八游英，頻游意、比、丹、那，久居瑞典，講座場地十六年于外”，對于“世所謂共和，于中國宜否，思之爛熟矣”。[3]
平易近國初建，南海猶心向共和，甚至請求其同道獻身于平易近國建設。1913年，南海歸國，親歷共和后中國之諸多怪現狀，乃于國人對共和頌歌拜舞之際，獨持異議。[4]南海于《不忍》雜志序中嘗發“十不忍”之慨：
睹平易近生之多艱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哀國土之淪喪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痛人心之隳落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嗟綱紀之亡絕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視政治之窳敗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傷教化之衰微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見法令之蹂躪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睹政黨之爭亂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慨國粹之喪掉，吾不克不及忍也；懼國命之紛亡，吾不克不及忍也。
可見南海對共和國之掃興也。
1917年，張勛復辟掉敗，南海亦遭平易近國通緝，乃避居american年夜使館，遂撰寫《共戰爭議》一書。此中多掎摭時病以為針砭，極論共和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。時南海已臻耳順之境，然從政問俗之心，一如曩日之殷也。南海于此書自負頗深，其序自謂：
昔《呂氏》《淮南》之成，懸之國門，有能易一字者，予以令嬡。吾今亦懸此論于國門，甚看國人補我不逮，加以詰難，有能證據堅碻，破吾論文一篇者，酬以千圓。[5]
其先，南海嘗撰《中國善后議》（1916），亦有懸門令嬡之賞。皆見南海之自負，亦見其謀國之熱心腸也，惜乎國人不克不及為之稍留心焉。稍后，陳獨秀極論《共戰爭議》之非，竟譏之不名一文，曰：“吾觀呂氏書，其自謂不克不及易一字，固是夸誕，然修詞述事，畢竟有可取處。若康氏之《共戰爭議》，雖攻之使身無完膚，亦一文不值！蓋其立論膚淺，多自牴觸，實無被攻之價值也。”[6]
南海又曰：
蓋辛亥反動之前，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，及辛亥反動之后，舉國不容人議共和之非。……仆誠不忍，著《共戰爭議》一書年夜發明之。竊冀國平易近必有年夜明政體之一日，則國體變，然后國治可期。[7]
南海對此書等待甚高，冀國平易近“年夜明政體”以變國體，從而達到恢復君主軌制的目標。此書固未能炳烺當代，蓋時人皇皇于西學，未能措意其說耳。南海雖喋喋而道，不過一己之孤鳴罷了。然觀乎百年來中國途徑之波折、反復，南海之論亦未足過時，猶有警醒本日之價值也。
一、反動之禍
自古以來，反動之目標不過打消舊政治之無次序，而代之以新次序。舊次序崩壞之后，常難免朝綱敗于上，平易近生苦于下，至反動樂成，乃有一新次序之樹立，如是，政簡刑清，蒼生安樂。但是，源出東方之近代反動，則絕異于是，常不過定一己、一黨之好處為“國是”，假幻想之名而趨喚平易近眾罷了。[8]
若是，反動前已是好處之分化，反動后必致政黨之林立，其甚者，則為經濟之蕭殺，戰亂之頻仍，以致于國家決裂，徒資外敵罷了。英國反動這般，法國反動這般，辛亥反動這般，至于蘇東各國之顏色反動，猶在古人線人焉，亦概莫不這般，皆年夜亂數十年而后止，其禍患殆有不成勝言者。哀生平易近之多艱，乃不幸罹此反動之鋒鏑哉！
戊戌間，南海《進呈〈法國反動記〉序》中有云：
臣讀各國史，至法國反動之際，君平易近爭禍之劇，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。……君平易近交戰，反動之禍，遍于全歐，涉及年夜地矣。諸歐鑒戒巴黎，殺戮略減，而君主殺逐，王族逃逝世，流血盈野，逝世人如麻，則百年來百國寶書實錄，莫分歧然。普年夜地殺戮變亂之慘，未有若晚世反動之禍酷者矣，蓋皆自法肇之也。[9]
其時南海甚言法國反動之禍，不過藉此以懼滿人，欲朝廷亟行立憲之政也。此后袁世凱亦假此術欺孤兒寡母，于是清帝遜位，遂致反動竟一旦而功成。
戊戌后，南海在海內組織保皇會，猶倡君憲之說，與孫文之反動黨相爭，乃極論法國反動之禍，甚至以為百無一是。1905年，南海撰《法蘭西游記》，此中頗描摹反動之情狀：
平易近無教義禮法，以服從其心，綱紀蕩然如猛獸，假于不受拘束，以恣兇橫。……亂平易近賤婦，賤踏帝王好漢之骨以為快。以天然為教，一切無可托者，故舉古今之崇奉禮義皆掃除之，品德廢盡，男女惟淫亂。……全法國民，人人不保其生。其最反異者，日揭博愛、不受拘束、同等為徽，乃假博愛之名，以為屠隊，用不受拘束之義以為囚獄，假同等之說以殺奪富資，剪除才看，稱天然之美而縱淫盜。一時佳人才子、名寶古物，皆泛掃凈盡，比之黃巾、黃巢之禍，尚遠過之。而飾絕美之名，以行其兇殘之實，而人或信之。至今吾國人尚妄稱法之不受拘束、同等而欲師之，此則其欺人之甚，而全國之人果易欺者也。……名為革貴爵之命，實則革國民之命罷了。國民何辜，遭此年夜反動哉？……追源禍首，及倫的黨諸志士仁人，不慮事變，妄倡反動，年夜罪滔天，無可逭也。……無真人而假托反動，謬談不受拘束，其為不成，不待言也；假令吾國平易近智年夜開，人格皆至，才哲如林，義熱實心救國之人無數，以言反動，則其禍酷必更烈，而亡中國愈速焉。[10]
戊戌間，長素之政敵亦道及反動之禍矣。《邵陽士平易近驅逐亂平易近樊錐廣告》有謂“歐美國固多平易近主，然法國議院朋黨逢起，卒為國禍，在歐美且不成行矣”，又譏樊錐欲行平易近主，“真漢奸之尤哉”。[11]
南海又論反動非勢出必定，曰：
然則必欲予平易近權不受拘束，何須定出于反動乎？反動未成，而國年夜涂炭，則平易近權不受拘束且不成得也。是故真有救國之心、愛平易近之誠，但言平易近權不受拘束可矣，不用談反動也。然則反動者之言平易近權自立，不過因人心之所樂而因以餌之，以鼓動年夜眾，樹立徒黨耳。[12]
近代東方以來家教之反動，概假不受拘束、平易近主、同等為名，然“在美行之而治，在法行之而亂”。法國年夜亂八十余年而后止，中國反動亦年夜亂四十年而后定，良不感佩乎南海之先見也歟？是以自平易近族、平易近生視之，反動常未必得福，反反動亦未必造孽也。
職是之故，南海雅不欲反動，而主張漸進之政治改進。南海之理論雖以平易近主共和為高，至其政治實踐則以君憲切實可行，假君權以行平易近權耳。但是，反動風潮一波高過一波，先是國平易近黨矢志反動，其后共產黨繼之，無數先烈前赴后繼，拋頭顱，灑熱血，譜寫出一部可歌可泣之中國現代反動史。其實，南海與國、共兩黨之間，政治主張之差異尚屬其次，蓋皆以平易近主共和為最高目標也，至于達成此種政治主張之途轍，則一主反動，一主改進耳。
國、共兩黨皆反對此種漸進論，孫中山甚至主張“一次反動”，從而完成中國近代化的所有的目標。孰料袁世凱獨攬年夜權，吝于杯羮之分，孫氏遂親手發動了“二次反動”。其后歷次南北兵爭，莫不出于孫氏之手，亦莫不背其“一次反動”之初志也。孫氏可謂愈挫愈勇，甚至有三次、四次反動之說。[13]最后，孫氏改組國平易近黨，謂平易近國以來歷次反動之掉敗，皆以不克不及將反動進行究竟之緣故。[14]此時，孫氏乃主張“不斷反動”矣，至于反動之目標，仍然是所謂“封建遺毒”。[15]后來之國、共兩黨繼承其遺志，皆欲“將反動進行究竟”，若稍有停滯，則視為“反反動”矣。
且觀乎現代中國之歷次反1對1教學動，不論其時具體任務若何，必同時有“反封建”之目標。蓋“反封建”絕非一朝一夕能奏其功，唯其這般，乃有“不斷反動”之需要。如是，現代中國思潮乃以手腕為目標罷了。既以反動為目標，則必以封建或傳統視為反動之對象，先是傳統之政治，繼而傳統之思惟與文明，終則“靈魂深處鬧反動”矣，必至此田地，反動始為進行究竟矣。[16]
汪榮祖深愜于南海之反反動論調，謂中國現代史乃“一部動亂的反動史”，且頗張其義曰：
百年來，中國幾回再三崇敬反動，以為反動可舉萬惡一掃而蕩之，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。……康有為反對反動，重要不在擁護滿洲人做天子，而在堅持漸進，不克不及冒進，何況反動動亂在當時可以招致決裂與亡國的能夠性。平易近國以來的歷史可以印證康氏所言，并非危言聳聽，雖未全中，亦不遠矣。但康氏去世之時，反動不僅在繼續，並且方興未艾，一向發展到“文革”的反動飛騰。
當然，反動并非一無所成，但代價是多麼之高。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現代化文明的建設不克不及靠反動來完成，而必須由慢慢的改造來完成。本日不再以反動為國策，堅持以改造為國策，乃是經過檢驗后的必定實踐。康有為的漸進改造思惟也應該從頭評估確定。[17]
新文明運動欲繼辛亥反動之未竟事業，乃將政治反動推進到思惟、文明領域，甚至以改革“國平易近性”為目標，其后之文明年夜反動，不過其紹述耳。七十年月末，鄧小平實施改造，徹底否認了文明年夜反動，此實為近百年中國反動史之反動。至此，孫中山開辟的現代中國反動途徑終結了，而從來作為反動對象的傳統亦次序遞次獲得復興。
二、自立與獨立
武昌軍亂，蓋襲五季驕卒之遺習也，斯后得假首義之幟，仍不掉為堂正之舉。然力不從心，遂藉獨立之名以行反動之實，實啟其后平易近國數十年政治決裂之端。雖迫于形勢，然平易近主共和觀念之惑人，實有乃至此也。孫中山負“國父”之盛名，乃欲效法american聯邦制而締造平易近國，是以其后平易近國政治之決裂，孫氏實不克不及辭其咎焉。孫氏曰：
政治上萬不宜于中心集權，倘用北美聯邦軌制實最適宜。每省對于內政各有其完整不受拘束，各負其收拾統御之責；但于各省上建設一中心當局，專管軍事、交際、財政，則氣息自聯貫矣。此新當局之成立，不用改換其歷史上傳來之組織，如現時各省本皆設一督一撫以管理之，聯邦辦法年夜致亦復如是。但昔之督撫為君主錄用，后此當由平易近間選舉，即以本省之平易近，自為主人。情勢仍舊，而精力改變，則後果分歧矣。[18]
可見，其后平易近國數十年軍閥割據局勢，實會議室出租甚合適孫氏之政治設計也。今有學者欲曲為孫氏諱，遂將此局勢溯因于曾、李鄉軍之興，未盡是也。蓋終孫氏平生，始終以割據為反動之手腕，平易近國前這般，平易近國后亦何嘗不這般？[19]其后，共產黨割據農村而鬧反動，亦襲孫氏之故智耳。
然佳麗欲自獨立于宗主國，此其所以著名也，至其十三殖平易近地合而為一，樹立聯邦，實出不得已。吾國數千年歷史乃形成一統之中國，諸省今欲獨立，豈非倒行逆施乎！獨立之后又謀聯合，反復周折，欲何為哉？抑或效今之獨聯體乎！此南海所以深嫉之也。
孫、黃顛覆滿清之反動，本屬堂正，乃欲效american獨立之名，實不知比類也。至其反動功成，猶以自治之名煽動國人，其識尤淺。其后有二次反動、護國運動、護法運動、南北對峙等，諸省莫不假獨立之名，行割據之實，孫、黃真始作俑者耶！[20]此種獨立不受拘束之精力，又與現代政治之處所自治、平易近族自決觀念相糅合，乃伏無窮之禍端，其弊殆難勝言者哉！
是以察乎往古之反動，莫不苛虐其平易近。[21]雖然，猶未見若本日導致國家決裂者。近代以來，歷次反動之后果，常不過政治之決裂，甚至種族之仇殺，故頗有識者倡言平易近族息爭，以消弭反動之遺患也。觀乎蘇聯、南斯拉夫之解體，以及亞、非、拉諸國之政治動蕩，足見近代反動觀念之背謬也，亦尤見南海之特識焉。[22]戊戌后，南海游歷德國，頗感于德國由一統而致強年夜，曰：
今吾國人昧昧于時勢，覽歐土之諸雄以競爭致富強，乃欲將中國之一統而亦思分之，以自促其瓜分之慘。不師強德而法印度，其愚何可及也。[23]
近日中國頗有倡言平易近主政治者，假選舉之名，行陰謀之實，嘵嘵置辯不已，無視列強決裂我國之心，尤無識也。其甚者，不獨歆羨西人之虛華，至于甘居買辦之實，與敵國相應若桴鼓然，其心真不成問矣。
其時南海撰有《廢省論》（1912），主張廢除行省單位，“裁往元、明督撫之制，而復唐、宋州郡之法，俾行政之分治可緊密，而中心之集權可實行”[24]，又以平易近眾選舉處所長官的做法為“愚謬之至”。平易近國初年，南海于舉教學場地國效仿american聯邦制之際，獨標中心集權之異論，其識見良非反動諸公所及也。暮年孫中山挾蘇俄之力，欲一統中國，乃唱中心集權之說。然其時共產黨猶學步于孫氏之早年思惟，耽迷于平易近選及聯邦之說矣。
雖然，康黨初亦以自立為謀。戊戌初，譚嗣同、梁啟超、唐才常等在湖南奉行新政，即汲汲于此道焉。至于陳寶箴撫湘，亦非絕無此念。其子陳三立撰乃父行狀，謂陳氏以“國勢不振極矣。……陰念非掃除弊政，興起人才，與全國更始，無以圖存。陰念湖南據東南下游，是全國勝兵處，其士人率果敢負氣可用，又地盤奧衍，煤鐵五金之產畢具，營一隅為全國倡，立富強基礎，足備很是之變，亦使國家改日有所憑恃，故聞得湖南，竊喜自慰”[25]。梁啟超嘗上陳寶箴書曰：
為本日計，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，然后中國有一線之活路。……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國。……明公必于改日自立之主旨，樹標既定，摩之極熟，不令少衰，然后一切條理乃因此從之。[26]
戊戌后，南海嘗敘其所以謀湖南自立曰：
夫自割臺而不克不及保，而人心變矣，則有發反動者；及割膠、旅也，則湖南有獨立之說。幸有圣主維新，年夜慰人心，全國歸之，人看自強。[27]
南海初以湖南省之強，乃能自立而免列強瓜分，其后，則安身于現代國家之構建，亟以減弱行省為論矣。
關于康黨在湖南之自立活動，梁啟超嘗言之曰：
南學會尤為全省新政之命脈，雖名為學會，實兼處所議會之規模。先由巡撫派選當地紳士十人為總會長，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，輾轉汲引以為會員，每州每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之數，選各州縣好義愛國之人為之。會中每七日一演說，巡撫學政率仕宦臨會，黃遵憲、譚嗣同、梁啟超及學長（皮錫瑞）等，輪日演說中外年夜勢、政治道理、行政學等，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，養成處所自治之氣力。將以半年之后，選會員之高級，留為省會之會員；其次者則散歸各州縣，為一州一縣之分會員。蓋當時正德人侵奪膠州之時，列國朋分中國之論年夜起，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圖，思保湖南之獨立。而獨立之舉，非可空言，必其國民習于政術，能有自治之實際然后可，故先為此會以講習之，以為改日之基；且將是以而推諸于南部各省，則改日雖遇朋分，而南中國猶可以不亡，此會之所以名為南學會也。當時所辦各事，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，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，新政局實隱寓中心當局之規模。[28]
康黨主張自立，固有處所自治之意，然其意圖則在謀日后獨立之基礎也。[29]康黨此時謀湖南自立于中國，雖未必確乎有反動之意，然當全國年夜亂之際，湖南若能自立，則退可保全于內亂，進則可圖全國，猶劉知遠之自保河東也。[30]梁氏此時自謂“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，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，新政局實隱寓中心當局之規模”，其專心可謂昭然。文悌攻康黨“保中國不保年夜清”，良有以也。
戊戌后，康、梁等流亡japan(日本)，自梁啟超以下，康黨中人多與反動黨人過從甚密，欲兩黨聯合以共謀反動，則猶操戊戌前之反動舊旨也。[31]
庚子間，南方年夜亂，南海力勸張之洞、劉坤一勤王，其實欲謀湖廣之自立焉。[32] 且令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，號三十萬眾，欲據兩廣、兩湖，然后直搗京師。雖號曰勤王，又誰其信耶？[33]至自立軍敗，南海又以勤王自誓，力陳其保國之忠也。[34]
其后，梁啟超有分中國為十八省自治之說，實承康黨初期反動思惟之緒余也。[35]然此時康氏已變其舊說，乃力斥其非。[36]
1911年，山東省宣布獨立，聲言共和國當實行聯邦制。其后，“聯省自治”運動甚囂塵上，處所軍閥莫不奉為秘典，且盛張此說以惑國人，其得這般，實因與共和聯邦之幻想有莫年夜關系。[37]至1922年，此運動達到最飛騰，如湖南、浙江公布其“省憲章”，其他數省亦嘗試采取同樣行動。對此，南海曾強烈反對，以為不過軍閥權力之軌制化，甚至促請吳佩孚以軍事氣力“統一中國”。[38]
蓋自清末以來，孫氏頗費力經營廣東，平易近國時尤據以為反動之根據地，康氏深惡其決裂，以為非中國之福，乃常為吳佩孚之謀主，欲一舉蕩平廣東，逐孫氏于其巢穴之外。[39] 其后，國平易近黨得蘇俄之助，勢漸盛，南海號召南方諸省共討之，“今加拉罕隱為中國主，孫、馮是擺佈將相，段為護法韋陀，力行俄化，外團震憂，中國五千年奇變”[40]。南海又極力調停南方軍閥之紛爭，全力對付國平易近黨，以為中國生死之關鍵。[41]1926年，北伐軍進湘，南海乃赤膊矣，遂遣其門生徐勤，聚合鄧本殷舊部攻粵，欲為北伐之牽制焉。[42]至1927年，北伐軍已定漢、寧，南海時寓滬上，不久即避居青島。蓋南海歿于三月底，臨終前猶致電張宗昌，汲汲為其謀劃軍事，以對抗北伐軍。[43]張宗昌敗，北伐軍直趨魯豫，南海乃謀其身后事，纖細畢至。南海雖以七十老翁而卒于正寢，中間未必無有隱曲，然其不知躲喙之道，至此乃懼反動軍罪之，抑或其逝世因然。[44]
孫中山始終矢志反動，雖屢遭敗衂，其志亦未稍挫焉。雖然，其力常有未逮，乃以獨立為手腕，雖貽禍無窮，亦未暇顧也。至暮年，孫氏得蘇俄之助，乃盡變舊說，力倡統一，始深惡“聯省自治”之說矣，然其唾余反為共產黨一時所寶矣。
三、政黨、平易近主與政治決裂
南海極論平易近主有乃至政治之決裂。其言曰：
吾國必行平易近主乎，國必決裂。夫虛君之國，猶有君臣之名，則有義以定之，君臣有天澤之分，故以齊桓之強霸，對于東周虛王，猶凜天威之天涯。japan(日本)年夜將軍猶敬虛君之天皇，不敢犯上背叛。若罪為不敬或背叛，則人惡之，自不輕妄背叛也。今法年夜反動后，君臣義破，然觀日、英可考也。雖為虛君，而群臣敬畏，不妄亂叛，不敢狎侮焉。英自戮楂里逐占士后，行虛君共和制，內亂遂止。若平易近主也，無君臣之名義，則叛亂自立不為逆，無天威之敬畏，則語言輕瀆不為悖。夫國人于背叛視為無事，則以何物束其心志乎？夫人之情，固不樂受制于一人，且所謂一人行政，必私不公也年夜教學半矣。心既不服，情又未便，則惟有畏勢而不敢動，若勢缺乏畏，則安得不決裂而自立乎？乃欲高談空文之法治，怵令權強以固守，彼勢無可畏，法何須守耶？故導之以德，以年夜畏平易近志，令其自不逾規則無法可也。講座場地若束之以法，則法者以待兩無力人之爭，國家藉以調和之耳。若兩無力人，則以法為未便于我，只要往之，豈肯守之。故法者在勢之下言之，有勢則有法，無勢則無法，復辟可反撲以討逆，舊君之義可廢，何有于法？[45]
現代處所之囂張驕蹇，莫過于唐、五季之藩鎮，其擁兵自重，叛服無常，亦為平易近國政局之寫照焉。雖然，武人自恣，常未必能俛首貼耳也，然畢竟畏于君臣名義，非若平易近國諸將以獨立為美名，而競以此相標榜焉。考諸本日平易近主國家，絕無背叛之倫，則處所之順從中心，精英之里通外國，皆安然行之，乃無絲毫愧郝之情矣。
平易近主政治之弊這般，時人猶欲行法治以糾繩之，梁啟超即善于此道焉。[46]本日主張平易近主政治者，亦崇尚法治。蓋古之法家，不獨重法，亦且重勢，今之主法治者，則欲太阿倒持，權重于下，若是，中心之法則亦無如之何矣。
蓋西人之平易近主年夜致有二：其一，多黨平易近主，或稱代議平易近主、間接平易近主，左翼之政治平易近主多取此義。其二，一黨平易近主，或稱黨內平易近主、直接平易近主，右翼之經濟平易近主則取此義。康氏頗稱許瑞士之平易近主，以為承平年夜同之制，[47]蓋稍近于右翼之平易近主焉，而其對平易近主之譏評，皆對多黨平易近主而發。
多黨平易近主之條件，在于社會之分化，以及好處之多元，至于黨派之林立及政治之紛爭，皆從此出。蓋社會現實若何，政黨關系亦若何，是以任何一黨皆不得獨年夜，不克不及代表其他政黨，更不克不及取締其他政黨，否則即為獨裁矣。故平易近主政治，不過黨爭政治罷了，乃社會中諸多好處博弈之體現，猶野狗之博食耳，內中實未有甚高超之意焉。雖然，此中亦有高低之分。其上者，各政黨猶能遵照必定規則，愿賭服輸；其下者，下臺者不擇手腕，而上臺者不愿服輸，聚訟無已，甚至稱兵相向，亦在所不吝。觀乎平易近國之政局，不過平易近主政治之末流耳。府院、馮段、直奉之爭，以及后來寧漢之分立、蔣汪之內斗，至于處所軍閥之斗爭，更形頻繁，莫不是平易近主政治之后果，皆以好處不克不及調和故也。內爭若是，至外人乘勢而謀吾國，乃得漁翁之利矣。平易近國以來中外之種種條約，皆以黨派立場而置國家、平易近族之好處而不顧，龂龂其間，袁、段之北洋當局如是，孫、蔣之國平易近當局何嘗不如是，但凡，皆欲于黨派紛爭中謀求優勢而競相諂媚外人也。是以南海痛切言之曰：“無論反動者能假外國之力與否，要終于自鬻國平易近，以速其割亡罷了。以救國之故，而終至鬻國，又豈仁人志士而甘出此乎？”[48]
至于現代君主政治，則無此弊病焉。君主以全國為一家，自為父兄，而視萬平易近若後輩，故其謀全國之事，猶謀一家之事也。至于廣土之眾平易近，或為同祖之血親，或為甥舅之姻親，雖有遠近親疏之別，而無隔閡欠亨之礙。是以君王至尊而愛平易近如子，小平易近至卑而戴君如父，年夜人謀國于上，鄙夫勤勞于下，集思廣益，萬眾同心專心。高低擺佈，無好處之紛歧，乃能通達這般。《年夜學》謂皇帝以“絜矩”之道使全國平，蓋以高低能同其心，戮其力故也。
雖然，古之中國亦有黨，然與今之政黨絕分歧。時人論黨之名義曰：
黨之名何自始？曰：始于鄉黨。《周禮·年夜司徒》：“五族為黨，使之相救。”《黨正》：“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。”……此黨之本義也。古者聚族而居，宗族親屬，同居鄉黨境內，故父族、母族、妻族，亦曰三黨。……以鄉里之名，為親屬之稱，已屬后起引申之義。要之，五百家之丁口，皆其黨徒；黨正，則其黨長；黨之政教，其黨務也；使之相救，其黨綱也。收支相友，同舟共濟，疾病相攙扶，則蒼生親睦，鄉黨自治之明效年夜驗也。此黨如是，彼黨亦然。聚黨為州，聚州為鄉，聚鄉為國，國人則皆黨人也。至黨之政教，顜若畫一，毋或攜貳，有別立主旨者乎？無有也。有自為風氣者乎？無有也。有門戶水火，聚訟爭執者乎？無有也。……至于非其親黨，亦有曲從阿附，以聯聲氣而結黨援，于是朋黨之稱，遂為世所詬病矣。……三代而下，若牛李角立，蔡張昵比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伐異黨同，亡人家國，讀書者推原禍始，未嘗不慨氣仇恨于朋黨之禍之為厲階也。若夫東漢之甘陵、宋之元祐慶元、明之東林復社，或憂時之正人，或講學之士夫，激濁揚清，守先待后，期以君子心，息邪說，瑜伽場地延文雅于生死絕續之交，正與《年夜易》伴侶講習之旨、孔門以文會友、以友輔仁之義，合無間，至公至正，何黨之有？而君子必以朋黨毀之，禁錮戮辱者，史冊相看，于是黨益為世忌諱，黨之名實，亦愈以淆。[49]
是以前人因相親而相黨，本為天然之團體，黨人、黨徒即為同宗、本家之親屬。同黨之人，收支相友，同舟共濟，疾病相攙扶。三代以下，黨人、黨徒因政見異同相聚合，黨同而伐異，彼此之爭勢若水火，乃漸掉現代相親之義焉。馴至近代，黨人、黨徒不過因好處而茍合罷了，又其下焉者矣。
至晚清共和之議起，君王不復尊矣，而平易近人亦不復摶結，蓋彼此短長阻隔，乃不復相親，而視若仇雔然。現代中國政治之決裂，蓋以此焉。雖然，國人之想看共和，猶燈娥之赴火，焚身而不止。南海譏國人之執迷共和而不悟，“如飲狂泉，若服迷藥，語之以必無共和之看，而彼仍看也。語之以中國與共和隔絕，如涉水無梁，渡海無船，乘飛機登天，而終不成致，非徒不成致，且將遇飚風而墜，折骨而逝世，而迷共和者，仍恐不悟也”[50]。
平易近眾無知，尚猶可閔。至于孫、黃等締造共和之偉人，其迷悟殆亦類此耳。南海譏之曰：
且有平易近國偉人，以反動建功，以反動得名，若謂共和不成，則舍其家具，安有舍而從我之理。此則有中國可亡，而平易近主不成改之心矣。雖然，此負氣之心耳，彼又不信中國真因平易近主共和而亡耳。果真因平易近主之亡，且亡亦不遠，念及改日，其身家流離親為奴隸，妻妾、田園見奪于人，子孫永奴，種族將絕，為臺灣人，為印度人，為緬甸人，必將有翻然改曰者，次序遞次實征已見矣。及今改之，事勢已遲，猶或可看也，但過是時，年夜決裂已成，改日已難統一。鷸蚌對峙，徒供漁人之利，雖欲發憤，其可得哉！[51]
南海又謂“平易近國偉人草文，乃專待別人解救，則吳三桂罷了，復何言哉！”[52]孫、黃輩醉心于平易近主共和，幾使中國蹈俄國、波斯、突厥覆滅之路。雖然，反動黨人不欲自任其咎，然吳三桂之心固不成測，彼等之心寧可測乎！微共產黨之功，中國不待其后蘇聯、南斯拉夫之時，蓋已亡于舊日矣。今亦有信仰平易近主若狂者，致國家之決裂猶在所不吝，真“平易近國偉人”之裔孫耳。
南海甚至以為，若國家醉心于平易近主，即使不為國滅，亦如舊日墨西哥，喪地無數矣。南海曰：
吾每覽墨西哥地圖而悲不自勝也。墨為北美最年夜國，縱橫萬余里，華盛頓之建美十三州，地不過海西一隅耳，今改過藟以東至三藩息士高邊海萬里之地，皆故墨壤也。墨反動九十年，易平易近主五十六，日事內爭內亂，遂掉此萬里之壤而進美，今亂未已，豈徒割地已哉！非終并于美亂不得止也。又嘗考英以三島，國至小也，其得隆重也，賴立荷蘭侯威廉第三而致之，于是荷蘭海內之殖平易近地皆歸隸于英，今南洋海門一帶猶是也，英用以富強。清朝之進關也，舉八旗兵所平定之四十國，盡歸之于中國，后定外蒙土爾扈特、青海、西躲二萬余里之土，皆不費內地一兵，而吾中國得之。今東三省率皆山東人，而蒙古、新疆、川、躲為吾漢族所移居墾辟者，不成量數。且是二萬里之疆皆在岡底斯山、杭愛山之下，昆侖發脈之始。故金礦彌滿焉。清室之為功，莫此為年夜。american與坤士蘭之金皆盡，南非谷士當及波國之金，開礦亦久而漸盡，則金礦萬里年夜地無我比焉。其他百產之精華，不勝縷數。人之垂涎東三省一隅，誇為天府，亦可見矣。[53]
墨西哥屢為平易近主，故致棄土這般。中國自辛亥反動后，其形勢之危殆實與墨無二，若滿、蒙、躲、新等地，幾不為我有矣。[54]微主席神武之力，今中國之邊境不過舊明十八省故地罷了，則孫、黃之反動，真中華平易近族之罪人也。[55]
中南美諸國，自獨立以來，皆行共和之政，然莫不年夜亂。[56]蓋共和之政，總統可假人謀而得也，是以“每一易總統，即以兵爭，逝世平易近如麻”，“蓋平易近國之當局，不克不及統攝其國，兩黨之間，群雄并立，半言分歧，一夕稱兵。故共和國者，共亂國也”。[57]吾國自癸丑以來，數年之間，干戈迭興，政局之動蕩，大要類乎中南美。[58]至于俄國，其勢本凌逼歐亞，年夜為列強所懼，其后既挫于japan(日本)，黨爭遂起，已不復舊日之霸悍矣。至一戰間，俄國先有仲春反動，又繼以十月反動，遂致喪師棄地無算，乃訂辱沒之約。若非德國戰敗，西歐殘破，且賴共產黨人以武力蕩平叛亂，則俄國早決裂于七十年前，而不待近日矣。雖然，其棄掉之地亦不在少數，若波蘭、芬蘭、立陶宛、愛莎尼亞、拉脫維亞及遠東一部，皆不復有矣。彼時俄國因尚不過決裂為九罷了，本日實行平易近主反動，覆手間已裂為十五國矣。[59]是以今之好言反動者，寧不當引以為鑒戒也歟！
平易近國以后，共和始基，康氏稍變舊日之君憲立場，效法英、日之虛君共和，或立前朝舊君以維系滿、蒙、回之異族，或立衍圣公以飫漢人之心。南海又謂虛君之制本儒家舊說，蓋儒家尊孔子為素王，誠虛君之謂也。若此，既可靖內亂，又可兼收滿、蒙、回之地，絕無政治決裂之虞，又何損反動之實哉！[60]
四、排滿與國族——孫中山平易近族主義的兩個內涵
《年齡》辨夷夏，其義年夜致有二：其一，極許齊桓、晉文攘夷之功，以蠻夷異種而辟之，不與同中國。其二，假魯以為中國，以禮義進退蠻夷，蓋懷柔遠人也。
年齡之時，楚、吳、越之勢寖盛，時主中國之會，然諸夏猶能捍御之，是以《年齡》處理夷夏關系，尚能取懷柔姿態，或進或退，或褒或貶，猶未掉自負也。北宋以降，遼、金、蒙古相繼勃興，已非中國能抗矣。且中國與蠻夷，種族雖絕異，而禮義則稍近焉，如金之熙宗、海陵、宣宗多能慕漢化，遼諸帝亦然，至金世宗且有“小堯舜”之號，則中國與蠻夷之間，實未有先治后治之義焉。故至兩宋之時，中國與蠻夷多取種族之義焉。
此間說《年齡》者，如孫明復、胡安國之輩，乃偏取《年齡》之義，嚴華夷之界，至于《年齡》以禮義進退夷夏之義，則闕而弗講矣。是以康長素譏宋儒之說《年齡》曰：
尊己則曰神明之胄，薄人則曰禽獸之類。苗、瑤、侗、僮之平易近，則外視之；邊鄙遼遠之地，則忍而割之。嗚呼！背《年齡》之義，以自隘其道。儒教之不廣，生平易近之涂炭，豈非諸儒之罪耶！若不知此義，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，年夜同之治終末由至也。[61]
蓋《年齡》者，王霸之學也，然兩宋終始偏安一隅，年夜為蠻夷陵逼，宜乎不克不及盡得《年齡》之古義也。
若梁啟超，其論尤過其師，曰：
自宋以后，儒者持攘彝之論日益衰，而彝患日益烈，情見勢絀，極于本日。而彼囂然自豪者，且日嘵嘵而未有止也。叩其所自出，則曰：“是實《小樹屋年齡》之義。”烏乎！吾三復《年齡》，而未嘗見有此言也；吾遍讀先秦兩漢先師之口說，而未嘗見有此言也。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治全國也，非治一國也；治萬世也，非治一時也。[62]
康、梁皆以攘夷非《年齡》之義，然其后之反動黨，若章太炎、劉師培輩，拘拘于光復漢家河山之旨，乃極論攘夷為《年齡》第一義。
至清世，滿洲以關外小夷進主區夏，乃倡言滿漢年夜同，而常州學者亦頗請安焉。莊、劉、魏、康之徒，陰承泯除滿漢領域之諭旨，且覽乎滿漢地區、文明之趨同，遂無視滿漢種族之差異，宜乎反動黨人譏以“諂諛滿洲”也。雖然，宋儒所忽視之進退夷夏義，至此乃得盛張其幟矣。此時之“中國”概念，蓋指統一禮義文明范圍下滿漢共治之國家，而蠻夷則擴年夜到西洋紅毛諸國。[63]
不過，由于內外關系的變化，清人關于“中國”的概念有些含混。譬如，“中國”一詞有時指整個清朝所轄的地區，與之相對的蠻夷則指西洋、南洋諸國；不過，有時卻限于傳統的“中國”范圍，即內地十八省，而不包含蒙古、西躲、青海、新疆、東北和臺灣在內，此時又偏于一種文明意義上的中國。[64]平易近國初年，南海調和《禹貢》五服之制，乃劃中國為三服，即以長城內之中國舊壤為甸服，設府州以尹治之；沿邊要地為要服，若滇桂之邊、海南島及東三省之邊、四川之邊、新疆之近邊、內蒙古之近邊，設道治之；西躲、新疆、內外蒙古、東三省之邊為荒服，以都督治之。
南海又借用公羊三世理論，宣稱人類已進進到升平、承平之世，即所謂“遠近鉅細若一”，夷夏之間的差異不再主要，即使有差異，亦不過是文明進化過程的先后分歧，而《年齡》講的種族差異內涵完整被忽視了。南海甚至主張，種族之間的差異完整可以通過人種改進來加以泯除。[65]
此時的夷夏理論宣稱孔子主張的年夜同理論在東方找到了榜樣，至于數幾千年來中國遵守的先王之道，不過是圣人用以管理衰亂世的辦法，是以，中國欲進進更高的人類發展階段，即升平世，甚至承平世，應該用一套新的辦法即東方途徑來管理中國。至此，夷與夏的關系完整顛倒了，傳統中國成了夷，而東方諸國則成了夏。中國從此不再有文明上的優越性，甚至，傳統中國應該放棄舊有的文明，而向東方趨近。這樣，當一種為全國取法的中國觀念崩潰以后，并與近代基于國家主權的國際關系體系相結合，從而催生出一種僅僅作為種族或地區的國家觀念，即平易近族國家。
是以，不論私密空間是中華平易近國，還是中華國民共和國，當以“中國”這種簡名而自稱時，不再有相對于蠻夷的文明上的優越感，而僅僅指稱中華各平易近族配合生涯在一路的政治、地輿區域。此中若另有些許文明上的含義的話，也僅僅是消極的，即向東方邁進的。
晚清今文家多主夷夏進退之義，故一則倡滿漢之年夜同，一則以文質區別中西，期以中國之變法得以馴至于東方年夜同也。然孫、章等反動黨人，揭“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”之幟，假排滿之名，行反動之實，乃極張《年齡》辨夷夏之旨，“《公》《穀》二傳之旨，皆辨別內外，區析華戎。……《左傳》一書，亦首嚴華夷之界”。[66]劉師培甚至丑詆蠻夷非人類，謂蠻夷其先始于獸種，其后進化亦遲，至世界遞遷，仍守榛狉之俗，乃慨嘆蠻夷進主區夏，“后世華夏不競，韃虜憑陵，鳥跡獸蹄交于中國，神州赤縣莽為牧場，人禽之界蕩然泯矣，此長林豐草，禽獸居之，龔仁和所由興嘆也。”[67]至于章太炎，則假儒家復個人空間仇之義，極論種族反動為是。[68]
其時南海主保皇，極論滿洲為同種，謂其辮發、衣服之分歧，猶泰伯之居吳也。[69]又引《年齡》進退夷夏之說，謂滿洲“進關二百余年，合為一國，團為一體。……所謂滿、漢者，不過如土籍、客籍，籍貫之異耳”[70]，“上推滿洲種族，則出于夏禹；下考政教禮俗，則全化華風”[71]。南海又謂滿洲之進主華夏，“開滿洲、回疆、蒙古、青海、躲衛萬里之地，乃中國擴年夜之圖，以逾唐、漢而軼宋、明，教化既益廣被，種族更增雄厚”[72]，則滿清之統治，真年夜有功于吾華夏中國也。
至反動功成，滿洲既逐，而蒙古、西躲與新疆以異種故，亦與中心漸行漸遠，相繼淪進敵手矣。故孫文倡“五族共和”之說，欲擺脫滿人壓制之漢族又能“與滿、蒙、回、躲之國民相見于誠，合為一爐而治之，以成一中華平易近族之新主義”，然為時已晚矣。[73]其后，滿人忿于種族之卑屈，遂一意復國于關外，致為日人所乘。追尋前因，蓋反動黨人假排滿為幟，其慮非遠，其謀非深也。
“五族共和”頗有平易近族同等、甚至平易近族自決之顏色，對此，孫氏自己后來亦反對“五族共和”的提法：
自光復之后，就有世襲權要，頑固底舊黨，復辟底宗社黨，湊合一路，叫做五族共和。豈知最基礎錯誤就在這個處所。……本黨尚須在平易近族主義上做工夫，務使滿、蒙、回、躲異化于漢族，成一年夜平易近族主義的國家。……本日我們講平易近族主義，不克不及籠統講五族，應該講漢族底平易近族主義。……將來無論何種平易近族參加于我中國，務令異化于我漢族。[74]
又認為：
吾黨所持之平易近族主義，消極的為除往平易近族間之不服等，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平易近族，完成一年夜中華平易近族。[75]
可見，孫氏之平易近族主義，前后實有一宏大轉變。[76]孫氏晚期以“驅除韃虜”為任務，此種內涵，蓋出自“夷夏之辨”之古義。[77]至反動功成，現實之目標乃轉為平易近族之融會，避免國家決裂也。且就中國之強年夜為言，五十六個平易近族必須融會為單一平易近族。惜乎后來之共產黨皆懷抱平易近族自治甚至自決之幻想，雖有“年夜團結”之意識，然亦樂道五十六個平易近族之多，不為融爐之計，且各式保全之，甚非策也。
并且，康、孫都意識到傳統中國有“一盤散沙”之弊，是以中國不克不及敵東方也。孫氏將此種散沙局勢歸咎于宗族：
中國只要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，沒有國族主義。……中國人的團結力，只能及于宗族而止，而沒有擴張到國族。……中國的人只要家族和宗族的團體，沒有平易近族的精力，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分解一個中國，實在是一片散沙。[78]
相對于宗族的疏散性，孫氏提出了“國族”的概念。[79]所謂國族，就是將各平易近族團結成一個年夜平易近族，即中華平易近族，換言之，各平易近族由于配合的血統、生涯、語言、宗族和風俗習慣，而凝結成一個類似家族或宗族的天然團體。基于這種對“國族”的懂得，孫氏又強調了宗族的積極意義：
用宗族的小基礎，來做擴充國族的功夫。……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，更由宗族團體結分解一個平易近族的年夜團體。[80]
依我看來，中國國平易近和國家結構的關系，先有家族，再推到宗族，再然后才是國族，這種組織，一級一級的縮小，有條不紊，鉅細結構的關系，當中是很實在的。假如用宗族為單位，改進當中的組織，再聯分解國族，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，當然不難聯絡得多。[81]
是以，孫氏之平易近族主義帶有血緣的性質，即以導致中國“一盤散沙”的宗族為共享會議室基礎，擴展為統一強年夜、作為“國族”的中華平易近族。
孫氏暮年甚至賦予平易近族主義以平易近族自強的內涵：
余之平易近族主義，特就先平易近所遺留者，發揮而光年夜之，且改進其缺點。對于滿洲，不以復仇為事，而務與之同等共處于中國之內，此為以平易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平易近族也。對于世界諸平易近族，務堅持吾平易近族之獨登時位，發揚吾固有之文明，且接收世界之文明而光年夜之，以期與諸平易近族并驅于世界，以馴致于年夜同，此為以平易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平易近族也。[82]
至此，孫氏之平易近族主義已盡掉復仇舊義矣。且就中華平易近族之自強目標而言，反帝漸成必定之任務：
蓋平易近族主義對于任何階級，其意義皆不過免去帝國主義之侵犯。……吾人欲證實平易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。[83]
此時中國之反帝，只是反東方列強罷了，至于后來漸成中國年夜患的japan(日本)，孫氏猶欲聯合以對抗東方。并且，孫氏稱許中國得免于東方列強之瓜分，尚賴于japan(日本)突起也。其《致犬養毅書》（1923年11月16日）云：
列強中初有欲并吞之者，而阻于他強，遂有議而瓜分之者，不期適有japan(日本)突起于亞東之海阪，而瓜分之謀又不遂。當此之時，支那之四萬萬人與亞洲各平易近族，無不視japan(日本)為亞洲之救主矣。[84]
不僅這般，孫氏甚至支撐japan(日本)樹立東亞霸權：
貴國對支行動，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，致掉中國及亞洲各平易近族之看，甚為掉策也。今次師長教師進閣，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消除，而另樹一幟，以慰亞洲各平易近族喁喁之看。若能這般，則japan(日本)不憂無拓殖之地，以納其增添之生齒；吾知南洋群島及南亞各邦，必當歡迎japan(日本)為其救主也。……倘japan(日本)以扶亞洲為志，而舍往步武歐洲帝國主義之后塵，則亞洲平易近族無不欽慕推重也。[85]
二戰時，japan(日本)兵出南洋，即以束縛亞洲為號召，實頗合適東方人對于japan(日本)之厚看也。
孫氏蓋欲引japan(日本)為諸夏而共抗西夷也。然japan(日本)之志，則以謀求諸夏內之“中國”位置為重要目標，且以本身地盤、國民狹小之故，乃欲先吞并東亞諸國，以強年夜其“中國”位置。[86]對此，孫氏似頗為之惜，以為其眼光短淺，乃掉東亞國民之心。孫氏暮年甚至主張中國、japan(日本)聯合起來，組成一個聯邦，甚至可以包含安南、緬甸、印度、波斯、阿富汗在聯邦之內，以對抗歐洲。[87]顯然，此時孫中山已完整超出了早年那種狹隘平易近族主義的立場。
至于南海，更是引japan(日本)為同文同種[88]，徑稱japan(日本)為諸夏：
japan(日本)與支那，對宅于年夜地渤海之中，同種族，同文字，同風俗，同政教，所謂諸夏之國，兄弟之邦，魯衛之親，韓魏之勢，而虞虢之依唇齒也。[89]
南海甚至主張中日“合邦”：
若夫東海對居，風教雷同，種族為一，則敝邑之與貴國，名雖兩國，實為孿生之子。唇齒之切，兄弟一家，存則俱存，將來且為合邦。亡則俱亡，將來同夷于黑人。[90]
康氏視中國與japan(日本)為兄弟之國，其意則在對付異種之東方蠻夷也。康氏此時又在種族的意義恢復了現代夷夏理論的另一層內涵。[91]
更晚些時候，孫中山的平易近族主義發展降生界主義的內涵。不過，平易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并教學不相牴觸，皆可由公羊家關于夷夏之辨的兩層內涵導出：夷夏既為種族概念，故須攘夷，此平易近族主義也；夷夏又為文明概念，故當尊王，而以禮義進退夷夏、治自近者始諸義皆從此出，此世界主義也。晚清以來，保皇黨與反動黨各據此中一義以相抗。孫中山此時站在一種構建現代國家的角度，認為中國幾千年來都是“帝國主義的國家”，以“霸道”傳染感動其他平易近族，只要“全國主義”或“世界主義”，而平易近族主義早已滅亡，是以，中國人在異族的侵犯眼前，由于沒有平易近族主義作為東西，更不難被馴服，更不難屈從于異族的統治。尤其在列強包圍的現代國際關系中，對于中華平易近族之保存是很晦氣的。[92]可以說，平易近族主義在早期的孫中山那里，不再是顛覆滿洲統治的東西，而是未來中華平易近族得以自立、自強的基礎手腕。
注釋
[1] 蓋“反動”一詞，專指政治反動而言，即以王朝易姓更迭為反動。近代以來，日小樹屋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一詞為反動，其意義漸寬，至于政治、社會之年夜變革，皆得名為反動。（參見馮不受拘束：《反動逸史》初集，第1頁）是以南海論反動之名義曰：“在japan(日本)用之，為改造之通名，無事不成稱為反動。在中國用之，則專屬征誅，以為移朝易代之事。在今革者，則緣平易近族義，專用為排滿興漢之名詞。若以歐美求國為私有之義論之，則皆非也。”（康有為：《救亡論》，1911年11月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30頁）梁啟超則區別“革”與“反動”，謂“革”之義有二：改造（英譯作Reform）與變革（英譯作Revolution）。梁氏曰：“中國數年以前，仁人志士之所奔忙所呼號，則曰改造罷了。近年內亂日益劇，內腐日益甚，平易近智水平水平亦漸增進，浸潤于達哲之幻想，強迫于世界之年夜勢，于是咸知非變革缺乏以救中國。”則戊戌變法掉敗以后，當用變革以救中國也。然梁氏又將變革與反動區別開來，蓋反動不過“必與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為敵”，至其主張之變革，實不用易姓，蓋欲存清祚也。是以梁氏之意，雅不欲效孫氏反動黨之所為也。（參見梁啟超：《釋革》，張枬、王忍之編：《辛亥反動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卷一上冊，第242—246頁）
[2] 康有為：《中華救國論》，1912年5、6月間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309頁。
[3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自序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2頁。
[4] 熊十力回憶其在辛亥反動前后之思惟歷程時，曾有如下描寫：“我讀教學了《群學肄言》，便感覺中西政治思惟最基礎分歧，卻是極端贊成西洋的思惟，所以曾經實行參與反動的任務。到了辛亥武昌起義，反動黨也曾把握過南邊許多省，而新權要氣味重得駭人，裸露浮囂奢侈淫佚種種敗德。一時輿論都感覺……反動只是換招牌，而過往腐惡的實質，不獨絲毫沒有改變，且將愈演愈兇。”（熊十力：《好漢造時勢》，載《獨立評論》，1934年6月10日）可見共和之掉人心也。
[5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自序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2頁。
[6] 陳獨秀：《駁康有為〈共戰爭議〉》，1918年3月，《獨秀文存》卷1，第128、129頁。
[7] 康有為：《覆年夜隈侯爵書》，1917年7月，《選集》第十，第422頁。
[8] 王安石、康有為欲行變法，而格于新舊黨爭，乃定國是，欲藉此以息黨爭也。然黨爭愈演愈烈，不獨變法無成，且常致國家于危亡之地焉。戊戌年四月，南海上《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》，二十三日，聚會場地朝廷乃詔告全國以變法，此中有曰：“朕惟國是不定，則號令不可，極其流弊，必至門戶紛爭，相互水火，徒蹈宋明積習，于時政毫無裨益。”（翦伯贊等編：《戊戌變法》冊二，第17頁）明定國是，常未必能息黨爭。晚世我黨定“改造開放家教”為國是，又倡言“不爭論”，蓋欲息全國異論也。然公平猶有在人心者，雖歷三十年，異論終伏于下，稍得風云，將為濤浪矣。
[9] 《選集》第四，第371頁。
[10] 參見《選集》第八，第182－205頁。
[11] 蘇輿：《翼教叢編》卷5。
[12] 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集， 318頁。
[13] 孫中山：《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的演說》，1917年7月12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第四，第112、113頁。
[14] 孫中山：《在廣州年夜本營對國平易近黨員的演說》，1923年11月25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第八，第430－439頁。
[15] 孫中山：《在上海青年會的演說》，1919年10月8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第五，第125頁。
[16] 不過，孫中山反對君主立憲，除排滿的緣由外，另有“取法乎上”的來由。1905年8月13日，孫中山在東京對中國留學生發扮演說，據吳崑筆記，此中有如下內容：“若單說立憲，此時全國年夜權都落在人家手里，我們要立憲，也要從人家手里奪來。與其能奪來成立憲國，又何須不奪來成共和國？……若我們本日改造的思惟不取法乎上，則不過徒救一時，是萬不克不及永遠承平的。……兄弟愿諸君救中國，要從高高的下手，萬莫取法乎中，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后禍。”陳天華的記錄稍分歧：“吾儕不成謂中國不克不及共和。如謂不克不及是反夫進化之正義也，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。且世界立憲，亦必以流血得之，方能稱為真立憲。統一流血，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，而為此不完備之立憲乎？語曰‘取法乎上，僅得此中’，擇此中而取法之，是豈智者所為耶？”可見，兩種記錄之文字雖異，然皆提到孫中山所以主張反動，實有“取法乎上”之高遠幻想也。其后，國共相爭，亦競相標榜其反動之幻想性矣。
[17] 汪榮祖：《康章合論》，第128頁。
[18] 孫中山：《與巴黎〈巴黎日報〉記者的談話》，1911年11月21至23日間，《孫中山選集》第一，第562頁。
[19] 孫中山曾經說道：“我們的最終目標，是要與華南國民商議，朋分中華帝國的一部門，新建一個共和國。”（孫中山：《離橫濱前的談話》，1900年6月上旬，《孫中山選集》第一，第189頁）至于章太炎，先是有“分鎮”之說，欲當中國危亡之際，“猶賴有數鎮稍自奮厲，是以扶危而定傾”，甚至認為，“瓜分而授之外人，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”，此說與康黨湖南自立之論殆無二致。（參見湯志鈞：《改進與反動的中國情懷——康有為與章太炎》，1990，第59、60頁）其后，章氏轉向反動，猶以割據為是，“吾固不主割據，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，則以割據猶賢于立憲也。”（章太炎：《駁康有為論反動書》，《章太炎選集》第四，第181頁）反動黨人假獨立而謀反動，蓋出乎此矣。反動黨人決心之年夜，毅力之堅，至傾危故國而不顧，真不吝一切矣。
[20] 參見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，第321—325頁。
[21] 參見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集，第316、317頁。
[22] 晚世惟有蔣、毛之反動，以武力蕩平宇內，稍近舊道。此中尤以共產黨之反動，均平地步，吊平易近伐罪，乃深得士平易近之心。孫、黃諸輩，其志小矣，唯思前明十八省故鄉罷了，至于滿清所開滿洲、回疆、蒙古、青海、躲衛萬里之地，遠逾漢、唐、宋、明，乃欲盡棄之敵國，真中華平易近族之罪人也。
[23] 康有為：《德國游記》，1904年，《選集》第七，第408頁。近十余年來，當局及學界精英以東方之富強在于市場對競爭之培養，遂折分老邁之國有企業，內斗無已，今則稍悟其掉，又欲合并諸企業，以做年夜做強為目標矣。
[24] 康有為：《海內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平易近公上請愿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八，第414頁。
[25] 轉引自黃彰健：《戊戌變法史研討》，第397頁。
[26] 翦伯贊等：《戊戌變法》冊二，第533、535頁。
[27] 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，第332頁。
[28] 梁啟超：《戊戌政變記》卷八，《戊戌變法》冊一，第301頁。
[29] 庚子間，南邊督撫之“東南互保”，不過此說之流亞耳。
[30] 1920年，梁啟超撰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又自承其于湖南倡言平易近權、反動之說，致信仰者日眾。（參見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第69頁）誠若梁氏所說，則康黨舊日在湖南之活動，其動機真不成測矣。黃彰健藉此論康氏曰：“康是一個‘胸有城府心腸叵測’的人。他可以上萬言書對清朝表現很是忠誠，同時卻又可主使他的黨徒在湖南從事自立活動，機密的傳播反動思惟。”（黃彰健：《戊戌變法史研討》，第555頁）此言雖過，亦未必無所據。
[31] 據馮不受拘束《反動逸史》，康氏早年實傾向反動。1895年，康氏與梁啟超赴京會試，革黨陳少白訪之，痛言非顛覆清朝缺乏以拯救危局，康氏頗首肯其言。其后，徐勤抵japan(日本)，與孫中山、陳少白時相過從，彼此討論時政得掉。1898年，康黨蒙朝廷倚任，南海乃以帝師自居，徐勤等皆彈冠相慶，慮為革黨株連，有礙宦途，逐漸與孫中山、陳少白疏遠。自此，兩黨門戶之見，從此日深。（參見馮不受拘束：《反動逸史》初集，第48頁；第六集，第10頁）政變后，康、梁流亡japan(日本)，創辦《清議報》。其后康氏赴加拿年夜，梁氏乃與孫中山等反動黨相往復，高唱不受拘束、同等學說，且號飲冰室主人，題其學說曰飲冰室不受拘束書，又改別號任庵為任公，以示脫離康氏羈絆之義。（初集，第63頁）又，其時japan(日本)進步黨領袖犬養毅欲使孫、康二派聯合為一，共任國是，“梁啟超初識孫總理，對于總理言論，異常傾倒，年夜有相見恨晚之慨。……孫總理以梁等漸傾心反動，遂有聯合兩黨進行反動之計劃”。（第二集，第28、29頁）且兩黨在japan(日本)橫濱共辦“年夜同學校”，徐勤任其事，與興中會會員聯絡日深，至保皇會成立，橫濱興中會會員大半參加矣。（第六集1對1教學，第10、11頁）梁氏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亦自謂“啟超既日倡反動排滿共和之論，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，屢責備之，繼以婉勸，兩年間函札數萬言”。1899年冬，梁啟超奉南海命，赴美檀噴鼻山組織保皇會。梁氏赴檀前，“約總理共商國事，矢言一起配合究竟，執迷不悟”。（第六集，第13頁）至檀后，梁氏猶假反動之名，與孫中山“友誼甚篤”，然陰行保皇之事矣。梁氏至是背其舊日之言，孫氏恨梁反復，“嘗馳書責其掉信背約，梁竟無辭以答”。（初集，第16頁）己亥、庚子間，孫氏反動陷于最艱難困苦時期，大半拜梁氏宣揚保皇之賜也，故孫氏常恨梁賊、梁酋切齒矣。
關于孫、梁由一起配合而至分別的緣由，張朋園論之尤詳。（參看張朋園：《梁啟超與清季反動》，第79—92頁）
[32] 其時孫文亦游說兩廣總督李鴻章，欲其藉此謀廣東之獨立，手腕亦年夜致相類。兩人皆負梟雄之姿，所謀亦年夜致相類。然康氏經此敗衄，備受責難，乃深自晦抑，西游歐洲，不復言反動，其后竟年夜倡保皇之說矣。至于孫氏，雖屢經波折，然氣愈壯，橫厲無前，乃終成年夜功。
[33] 張難先《義士唐才常事略》云：“政變之未起，君與譚嗣同輩早有所圖，從事聯絡年夜江南北之會黨與浪人，設自立會以部勒之，備緩念之用。譚逝世，其勢未殺，而君實為之主力。當義和團起自南方，華夏鼎沸，會中人躍躍欲試。君以事有可為，率其黨徒溯江而上，思糾合沿江數省之同道，鞏固自立會之根柢，乘時以圖年夜舉。”（《戊戌變法》冊四，第89頁）康氏雖力陳其保皇之旨，然考其所言所行，此說亦未為厚誣也。
又，南海《致唐才常書》曰：“中國內腐至弱之國，何故當各國哉！其速瓜分，即不亡，遂為土耳其乎？然有此時機，皇上復位賴此機，中國自立賴此機。……即論救上，亦須我軍威既立，能直搗京師，然后請西人從中調和，成之和舞蹈場地議乃易。”（1900年6月初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180、181頁）《與譚張孝書》曰：“此次北亂，中英開仗，吾得隨意購械，真天賚也。……或許復辟之事，及中國自立之舉，即在此乎？”（1900年6月27日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194頁）此時猶以興兵之旨在保皇。
又，南海《與徐勤等書》曰：“北京變亂極危險，然廣東相往太遠，仍晏然無事也。其戍守之兵必仍如承平時，不甚驚擾。我今崛起須年夜謠言，京師已掉，外國救上，使人心震動，乃可圖也。”（1900年6月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207頁）《勤王行師議》曰：“今除別有所圖經營外，以全力取桂、襲湘、攻鄂，而直搗京師焉。”（1900年6月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208頁）其后孫氏謀據廣東北伐，其議蓋起于長素也。《勤王宜直討京師議》曰：“凡為畫地保疆者、可守可戰之策者，惟舊擁有國土者可行之。凡勤王之師，新立之眾，則利于長驅剽流、直搗簡要。……自古數千年，未有新造之師不直搗關鍵最基礎，而能以保疆畫地有成者。”（1900年6月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210、211頁）《告翼雄等書》曰：“蓋本日北搗以得長沙為第一要義也。若不得長沙，仍滯阻南中，于勤王無益，且掉此北亂之機，切囑。”（1900年6月，《選舞蹈教室集》第五，第223頁）《致各埠保皇會公函》曰：“偽府既倒，新黨已于上海設立國會，預開新當局，為南邊立國基礎。……外結萬國之深仇，內生各督之順從，不成為當局，缺乏為朝廷。我新乘斯時以起義軍，遠在南邊，固成割據，而彼無若何，即進搗賊穴，亦以疲弊而難自救。故曰天與之會，不成掉也。”（1900年7月16日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225頁）南海汲汲于北討，然南邊督撫頗自重，成東南互保之局，南海之計乃不得售，猶以勤王名給各省督撫，蓋欲以搖動東南，乘機起事耳。（參見康有為：《致各省督撫書》，1900年8月初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244、245頁）
至于唐氏自己的傾向，似頗復雜。戊戌間，唐與梁啟超同執長沙時務學堂教鞭，欲謀湖南之自立，是時梁介紹唐進康門，其先本未與康為深交也。政變后，梁、唐與孫黨舞蹈教室在japan(日本)橫濱過從相密，共謀反動，且聯名勸退康氏，略謂“吾師年齡已高，年夜可息影林泉，自娛老景”如此。（參見馮不受拘束：《反動逸史》第二集，第28、29頁）稍后，梁、唐決議在長江沿岸起兵勤王。馮不受拘束謂唐至有權術，對康、梁則曰勤王，對留學生則曰保國保種，各方咸為之用。唐又在上海張園邀請滬上名人成立國會，推容閎為會長，嚴復為副會長，自任總干事。其時畢永年勸唐斷絕與康氏關系，唐利保皇會之資，堅不願從。（同上，第68、69頁）其實，唐從japan(日本)回國舉事，即遭到保皇會與興中會的配合支撐。據吳良槐《自立會追憶記》，容閎時為孫中山之代表，唐與之會談，遂決定“一面接收康、梁領導，一面又遙戴中山師長教師”。（轉引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第243頁）1899年，唐在上海英租界成立“正氣會”，其主旨即有雙重傾向，既言不克不及“低首腥羶，自甘奴隸”，“非我種類，其心必異”，又言“君臣之義，若何能廢”。（《正氣會序》，《亞東時報》第十九號，1900年2月28日出書；又載馮不受拘束：《反動逸史》第六集，第19頁）1900年春，正氣會更名“自立會”，其主旨既欲樹立新中國，又謀天子之復辟，創立立憲帝國。7月26日，唐在上海英租界張園召開國會，欲以為日后議政之基礎，其主旨有三：一、保全中國自立之權，創造新自立國；二、不承認滿洲當局有統治清國之權；三、請光緒帝復辟。唐氏之牴觸若此，雖得兩方助力，亦因以招致兩方不滿也。其時章太炎憤而與之絕，蓋以此焉。
[34] 其時，唐才常等推容閎為“中國國會”會長，容氏嘗以英文布告各國曰：“中國獨立協會，鑒于端王、榮祿、剛毅之頑猛攻舊，煽動義和拳以敗國，是以決定不認滿當局有統治中國之權，將欲更始以謀中國國民及全世界之樂利瑜伽場地，端在起復光緒帝，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范，以立憲不受拘束之政治權，與之國民，藉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。”（尚秉和：《辛壬年齡》，《戊戌變法》冊四，第229頁）蓋自立軍既謀自立，又徑以顛覆滿清為目標。自立軍敗，張之洞虜獲之自立會函札有曰：“指定東南各行省為新造自立之國”，華洋規條內有“不認滿洲為國家”之語。康、梁會銜通飭則曰：“本會長開設自立會，欲圖自立，必自借尊皇權始。”（《戊戌變法》冊一，第431頁；冊二，第473、627頁）是以黃彰健乃極論康黨之保皇不過幌子罷了，其志則在取清而代之也。
南海身在海內，方以保皇之幟煽動外地華人，猶欲披肝膽以陳其忠焉。其引《安徽年夜通勤王軍布告文》曰：“查唐才常《年夜通勤王布告文》主旨，第一條曰：保全中國自立之權。第二條曰：請光緒帝復位。則‘自立’二字屬于中國，‘中國自立’四字同讀而以為會。唐才常益憫于朋分，慮為波蘭、非洲，故務欲保全中國自立之權，以振厲國平易近之志，名義至顯。今張之洞等欲誣之，析其文義，往‘中國’二字，但稱自立于中國之內，別為自立之一黨者，然則張之洞宜攻之矣。無如其勤王文清楚解之，曰‘保全中國自立權’何？……若全國士平易近皆如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唐才常日以救皇下行新法，以中國自立為念，舍身破家，甘為四萬萬人之犧牲，則皇上可立出復權，平易近生安樂，中國可強矣。”（康有為：《駁后黨逆賊張之洞、于蔭霖誣捏偽示》，1900年10月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282、283頁）南海以自立軍意在勤王，其倡言自立，不過欲保全中國之主權耳。又曰：“似此光亮正年夜，傳檄遠近，諸報登之可據，而謂華洋文規條‘不認滿洲為國家’語，何其反也？不待言而知其誣矣。夫張之洞從何捏此？亦由戊戌八月罪康有為偽諭，謂其‘保中國不保年夜清’一語表演，此為文悌言而榮祿述之。張之洞既為后黨，則奉為宗主者也。考《清議報》第一篇，述康有為之言曰：‘滿漢不分，君平易近同體。’且康有為日以保皇為事，皇上為何人，不待辯而知此言之為誣矣。”（同上，第281頁）關于康、梁會銜通飭之語，康氏亦自辯之，謂己汲汲以保皇是務，且“康、梁本在海內，無從預事，本無通飭之文”。（同上，第284頁）南海又力辯洋文規條之無，實系張之洞偽造。（康有為：《駁張之洞勸戒文》，《選集》第五，第341、342頁）又辯通飭文中“借皇權”一語之誣，以自明心跡，非欲借保皇勤王以行自立之實耳。（同上，第342頁）其時反動黨罪康氏媚諛滿洲，而舊黨罪康氏顛覆滿洲，可謂擺佈不討好矣。觀乎康氏之處境，乃知當局勢激變之時，立論之中庸，適以自取咎焉。張氏罪康黨欲謀反動，南海不得已盛張保皇之幟，處處與反動黨人為難，抑或有自明心跡之隱衷焉。
或謂康黨之言“自立”，頗類項羽、劉邦“彼可取而代也”、“年夜丈夫當這般”之志焉。梁啟超即有類似言論，嘗撰《自立會序》云：“甚矣，年夜丈夫之貴自立也。橫覽古今中外多事之際，則好漢豪杰乘時而起焉。”又云：“豈嘗有或人限做某事，某事必待或人哉？大略凡有志任事者，則全國之事皆將成于其手。信乎好漢豪杰之本無種也。”又《孔子改制考》卷4引墨子《三辯篇》云：“湯放桀于洪流，環全國自立以為王，事勝利立，無年夜后患，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，命曰《頀》，又修《九招》。武王勝殷殺紂，環全國自立以為王，事勝利立，無年夜后患，因先王之樂，又自作樂，命曰《象》。”則自立會或有用法湯武反動之意焉。
[35] 1902年，南海門生歐榘甲撰《新廣東》，主張廣東自立，“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，有一省為之倡，則其余各省，爭相發憤，不克不及不圖自立。各省既圖自立，彼不克不及自立之省必歸并于能自立之省”，聲言廣東當為各省自立之榜樣，“以廣東之人，辦廣東之事，筑成廣東自立之勢”，“廣東者，廣東人之廣東也，廣東人其力行，廣東于是乎自立，為各省倡，為南部獨立國與萬國并”。（參見歐榘甲：《新廣東》，張枬、王忍之編：《辛亥反動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卷一上冊，第269—311頁）1903年，楊篤生撰《新湖南》，稱“廣東倡之，吾湖南和之，廣東鼓之，吾湖南人舞之，吾于廣東如驂之靳也”，“近今外人之論者，以新英國、小japan(日本)目湖南矣，我湖南青年亦侈然以湖南人自命也”。（參見楊篤生：《新湖南》，張枬、王忍之編：《辛亥反動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卷一下冊，第612—648頁）此后，江蘇、四川等省皆倡言自立。凡此，皆戊戌前康黨謀湖南自立之緒余也。其后，各省實行自治，奉行改造，以“模范省”為全國倡。平易近國初年的聯邦制及稍后的“聯省自治”運動，皆承此論調而來。至于本日改造開放，大半亦由省為主導矣。
[36] 參見康有為：《覆吳巡閱使佩孚電》，1921年9月16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62頁。康氏致曹錕、趙恒惕書皆載梁氏謬說而駁之。蓋梁氏雖為南海高足，然其思惟極不克不及自立，常調和于乃師與孫氏之間，反復無常，不獨南海不慊于梁氏，而孫氏亦常恨其狡詐，謂“梁以一人而持二說，首鼠兩端個人空間”，不若乃師之率直，“不愧為男人也”。（孫中山：《敬告同鄉書》，1903年12月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一，第230—232頁）康氏思惟前后本分歧，且頗尚權謀，若梁氏之反復，非獨受孫氏之影響，亦因乃師思惟中本有此兩種傾向也。唯梁氏一時而有此兩端，自外人視之，則難免有反復之譏耳。
平易近國六年，南海擁張勛以復辟，梁氏則附段祺瑞以攻之。南海謂梁氏本亦主復辟者（參見康有為：《致馮國璋電》，1917年7月，《選集》第十，第419頁），又致書梁氏，切責之曰：“生（指梁氏）之言論甚高，而其行何卑且謬也。……生戊戌以來，以保皇自矢，迄事勢稍變，生遂賣疇昔所主以迎潮水。癸丑，生贊袁氏，違叛平易近意。迄袁氏積怨已深，又賣袁氏，貪天之功為己力。本日又贊段氏蹈袁覆轍，置段于薪火之上。生改日必別有所適，反復叵測，生固以為因物附物。……生失意于時，而陰很造惡又這般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與梁啟超書》，1917年9月，《選集》第十，第428頁）則南海亦惡梁氏之反復也。蓋自平易近國以后，梁氏尤為政治之變色龍，或助袁氏以攬權，又附段氏以討逆，或攀保教之驥尾，又為共和之前驅，常湊趣兒于北洋諸派系之間，抑或其天性使然歟！梁氏嘗亦以此自疑，自謂“蓋素性之弱點然矣”。（梁啟超：《清氏學術概論》，第143頁）
關于梁氏之反復，蕭公權傾向于好心的懂得，謂其“主張辨別長短，卻不信任真諦絕對，是以他也不堅持個人一時一地的見解必定是正確而不成移易的。他絕不諱言‘不吝以本日之我難舊日之我’”。（張朋園：《梁啟超與清季反動》序）梁氏素有平易近權思惟，此真貫徹始終者也。然其與孫氏始亂而終離，亦以“不慊于當時反動家之所為”，且梁氏畢竟深于舊學者也，終不欲背師恩、棄師門焉。
[37] 其時，革黨中主張自治尤無力者，當屬章太炎。太炎嘗有言曰：“今所最痛心者，莫如中心集權，告貸賣國，駐防貪橫，浚平易近以生，自非各省自治，則必淪胥以盡。為此計者，內以自衛土著之國民，外以共保全國之領土，衛國民則無害于統一，保領土則且足以維持統一教學場地矣。”（章太炎：《各省自治共保全國領土說》，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，第755頁）又云：“自治云者，必以本省人充軍平易近長官，本省人充軍隊差人，而長官尚需本省國民公舉，不由當局除授，斯為名實相稱，如是層累以成聯省當局，則最基礎鞏固，不成動搖，是故各省自治為第一個步驟，聯省自治為第二步，聯省當局為第三步。”（章太炎：《章太炎與各省區自治聯合會電》，轉引自湯志鈞：《章太炎年譜長編》，第610頁）1920年，湘軍總司令譚延闿驅逐督軍張敬堯，宣布湖南實施“自治”，太炎即致賀電表現支撐，且赴長沙考核。1923年，太炎致電南邊十省，欲其“以自治名義聯拒寇仇”。蓋太炎嘗有《分鎮》一文，即主張擴年夜處所督撫之權，避免列強挾制中心以吞并中國。其后雖有《分鎮匡繆》一文，自我否認舊日見解。然至20年月以后，又主張處所分權矣。太炎思惟之變化，恰與孫中山相反。蓋中山于平易近國前后嘗有聯邦制之構想，然此時已主北伐統一全國，絕不容處所自治矣。
[38] 康有為：《覆北京裁兵年夜會書》，1922年5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84頁。又參見蕭公權：《康有為思惟研討》，第199、200頁。
[39] 南海曰：“粵為孫根據地，欲永除孫，非絕其根據不成。……仆晝夜思此，經年彌月，以為非公之聲威，不克不及永遠靖粵，而公必不克不及南行，則非公派手下名將不克不及定粵。……聞孫君傳芳甚才，粵人咸看公定粵，故咸盼孫君傳芳定粵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電》，1923年3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232頁）又欲用徐勤酬款以助吳平粵。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電》，1923年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10頁）至吳氏因馮玉祥反叛，敗棄京、津，南海猶各式為吳氏謀，甚欲助其進粵，以奪孫氏地盤。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、蕭耀南電》，1924年11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52－355頁）南海惡孫氏這般，其期許吳氏又這般。
戊戌前后，南海倡立憲，孫氏主共和。庚子之后，滿人朝廷已缺乏孚全國之看，而南海猶感德宗為君主，處處與孫氏之反動相掣肘。南海又謂孫氏常欲害己，蓋“以吾百變不搖，故忌吾甚至”，且戒梁啟超謹衛保身。（康有為：《與梁啟超書》，1907年12月9日，《選集》第八，第334頁）壬子之后，南海或揚共和之非，或助馮、吳以平定南邊，且時有復辟之想。1926年，南海猶致書吳佩孚，以為“中國之年夜亂，非復辟不克不及救”。（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29頁）蓋南海頗寄厚看于吳氏，欲其復辟以安中國，成亙古之功也。南海嫉孫氏這般，至于孫氏，亦深恨南海。平易近國初建，孫氏即年夜總統位，嘗致書蔡元培曰：“康氏至今猶反對平易近國之旨，前登報之手跡，可見一班。倘合一爐而治之，恐缺乏以服人心，且招全國之反對。”（孫中山：《復蔡元培書》，1912年1月12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第三，第19頁）蓋不欲用南海也。終康、孫平生，彼此相嫉視實深焉。
觀乎南海平生事業，處處掉敗，粗略言之，蓋有四焉。戊戌之變，此一敗焉，此其所以丑詆慈禧也；保皇無成，此二敗焉，此其所以恨孫氏也；保教受阻，此三敗焉，此其有憾于共和也；復辟無看，此四敗焉，則切齒于馮玉祥矣。蓋吳佩孚之敗衄，實北洋軍閥命運一年夜轉折，而康氏之虛君共和幻想遂成畫餅矣。南海深恨馮氏，曰：“馮玉祥挾呂布、侯景重複梟詐之姿，為石敬瑭、劉豫賣國圖帝之業，南與鮑羅庭聯盟，北與加拉罕密約，假俄之金錢、學說、軍械以據京師，擁段祺瑞以謬發號令。……馮玉祥日日明為年夜盜，口口發為圣言，居之不疑，言之不怍，集古曹操、王莽、侯景之年夜成。……馮不止為倒戈校之畢業生，實為詐偽教之圣者矣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等書》，1926年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16、417頁）則馮氏之所為，較諸“三姓家奴”之無信義，亦不稍遜焉。若吳氏，蓋本秀才之身，平生“尊敬圣賢，崇尚儒道”，素以儒將自詡，積極倡導儒教，謂平易近國之亂在于儒教之廢，“平易近國成立，專講政治法令，及物質科學，竟將三綱五常、五倫八德，完整廢棄，故二十年來年夜亂不已”。（參見韓華：《平易近初儒教會與國教運動研討》，第191頁）南海于北洋諸將中，期許吳氏尤深，而于吳氏之敗，亦尤痛心焉。南海雖臻耳順之境，其志則老而彌堅，時人謂南海眼光炯炯，聲若洪鐘，此老真很是人也。
[40] 康有為：《致蕭耀南電》，1924年1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66頁。其時，孫、馮南北聯合，南海深憂之，至于孫、馮假外力以寇中國，猶為南海切齒，以為中國危亡在此一舉，“今之國敵在俄化，國賊在馮而不在奉。……馮俄南下，蔣俄北征，則中國亡矣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電》，1925年11月4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84頁），“南蔣、北馮皆俄將，今粵滅于俄，馮據京開俄當局，中國亡矣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電》，1925年12月11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87頁），“今年夜患在俄化，馮玉祥為俄石敬瑭，挾俄攻華，是國賊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電》，1925年12月22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92頁），“自面別后，吾粵已亡于俄，而中間兄弟鬩墻，不顧內亂，致養成俄化。……今幸轉圜，玉帥愿結束兵事，與奉派協力拒赤，則猶無望也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張宗昌電》，1925年12月底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94頁），“馮挾俄化滅華，勝即不容公。看助李出疑兵北路擾之，以重兵沿鐵路討馮”（康有為：《致閻錫山電》，1925年1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96），“蔣介石者，不過如元將張弘范、清將之吳三桂，只為俄將之一耳”（康有為：《告全國長者兄弟電》，1925年1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97頁）。眾人雖以反反動視南海，然南海憂中國之心，真可表天日矣。
[41] 南海曰：“竊謂諸公茍有不亡中國之心，宜及今明此年夜義，辯知馮俄、粵俄，各出全力以救中國。”（康有為：《告全國長者兄弟電》，1925年1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398頁）又曰：“年夜變既臨，尤看諸帥各釋舊嫌，言歸于好，同仇敵愾，聯盟協力，以除赤化，以保中國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等電》，1926年1月5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07頁）又曰：“浙人蔣介石，雄才悍心，為俄鷹犬，東征西定，無不披靡。……馮玉祥以侯景重複之資，為俄之石敬瑭、劉豫以滅中國。……今蔣、馮俄數月之中年夜自得于中國，此非馮、蔣之才幹為之也，以華夏諸將皆急私仇而遺國仇，奮內爭而忘巨敵，鷸蚌對峙，至令馮俄、粵俄收漁人之年夜利。合九州鐵以鑄此年夜錯，不克不及不為諸公嘆惜仇恨之也。竊謂方今國仇在俄，今之國賊亦在北馮、南粵。有能討北馮、南粵者，保證中國者也。其有助馮俄及坐視粵俄者，即預于自攻中國，自亡中國者也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孫傳芳書》，1926年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14頁）又曰：“凡有歸俄者，助歸俄者，看全國各帥合全力待之，無使寸土尺地歸俄一切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等書》，1926年2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18頁）南海蓋憂蘇俄之失意于中國，暮年竟操勞這般。
[42] 康有為：《致吳佩孚電》，1926年8月14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33頁。
[43] 康有為：《致張宗昌》，1927年3月9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55頁。
[44] 梁啟超謂南海自知逝世期，或與此有關。1927年4月18日《晨報》錄“南海臨終之遺言”，亦謂南海之病頗關乎政治，蓋因“目擊世變，悲喜交集”所致。（參見《選集》第十二，第503頁）然呂振文謂南海乃中毒而逝世。（呂振文：《康南海師長教師墓碑文》，參見《選集》第十二，第507頁）又據劉海粟回憶，南海因大哥體衰，實逝世于食品中毒，未必與政治斗爭有關。（參見申松欣：《康有為梁啟超思惟研討》，第59頁）
[45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1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6頁。
[46] 康氏此說亦針對孫中山。蓋孫氏主張省級行政長官由處所選舉，又主張法治以保證國家之統一，“辭意各省行政長官，不若定為平易近選，使各省國民泯其猜忌，且以示中心當局擁護平易近權之真意，于統一實年夜有用力。又據法理言之，謀全國之統一，在法制之確定，而不關于仕宦之錄用。前清督撫何一非中心錄用，而卒至分崩者，法制不統一也”。（孫中山：《致袁世凱函》，1912年11月3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二，第539、540頁）其時國平易近黨勢力遍布全國，若依平易近選之法，則處所權力盡落進國平易近黨之手，故孫氏之主張適觸袁氏之忌耳。孫文常多書生之見，且熱情而無邪，此項主張實未必別有隱謀也。馮不受拘束《中華平易近國開國前反動史》載康廣仁語，謂孫氏“躁妄無謀，最易僨事”，而嚴復《論中國分黨》一文則謂孫氏“為人輕躁多欲，缺乏任重”（《戊戌變法》冊三，第76頁），觀乎平易近初孫氏之所為，誠是也。
且法治之流弊，乃在于無品德。訟案百出不窮，至于法院藉此取利者，在所多有。中國素以“無訟”為治，“中國數千年，不設辯護士，法令疏闊而獄訟鮮少，戴白之老，長子抱孫，自納稅外，未嘗知法令。蓋以半部《論語》治全國，國平易近自以禮義廉恥、孝弟忠信相尚相激，而自得不受拘束故也。……蓋以個人獨立之義，有國而無家，故薄恩義而但尊法令；然奸詐盜偽，年夜行于奉法之中。誠哉！其免而無恥也。法治乎，何足尊？夫何足舍德禮之治而降師之。然吾國無識之徒，不深知治化之本，而徒媚歐美一進之富強也，又以吾國法令之有未備也，于是高談法治，幾若視為政治之極則者。何其顛倒哉！”（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2，《選集》第十一集，第31頁）本日品德之淪湑，未始不由崇尚法治之故也。
[47] 孫氏早年主張american之代議制，暮年始以瑞士之直接平易近主為高，“代議制不是真正平易近權，直接平易近權才是真正平易近權。美、法、英雖主張平易近權主義，仍不是直接平易近權。兄弟底平易近權主義，系采瑞士底平易近權主義，即直接底平易近權主義”。（孫中山：《在中國國平易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》，1921年3月6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五，第476頁）
[48] 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，第318頁。
[49] 顧震福：《說黨》，《平易近國經世文編》冊二，第761、762頁。
[50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1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7頁。
[51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1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7，18頁。
[52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1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8頁。南海常譏孫氏為“平易近國偉人”，至于國平易近黨其余諸人，尚能平心待之。若黃興，康氏猶引為己黨，“反動黨人以仗義起，以爭權利終，致中國決裂，生平易近涂炭。然此中固有真愛國而不為利來者，若黃克強、汪精衛、吳稚暉、李石曾數人者是也。癸丑之夏，克強記吾門人麥孺博通好，謂中國平易近情國勢皆不克不及驟以共和行之，愿從吾所掌管，率國平易近擁戴。……君又勸吾另組黨，愿贈三十萬金為組黨費，吾皆卻未敢受。然是以知君只以愛國為心，而絕無私衷黨見也。……蓋于時凡反對袁之帝制者，吾無不與合謀焉”。（康有為：《跋黃克強手札》，1921年1月20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47頁）康氏又常稱許宋教仁人材難得。故康氏所銜，唯孫氏一人罷了。
又據馮不受拘束《反動逸史》，南海講學萬木草堂時，“孫中山初假圣教書樓懸牌行醫，因康常在該書樓購書，知其有志西學，欲與結交，爰托友人轉達。康謂孫某如欲訂交，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。總理以康妄自負年夜，卒不往見。”孫氏畢竟不凡人，焉肯屈于人下，南海殆不識人焉。乙未，孫氏倡設農學會于廣州，嘗請康氏及其門生陳千秋參加，陳頗有興趣，以格于師命乃止。同年春，康、梁進京會試，陳少白訪于上海，力主反動，康、梁與之談論頗歡。其后，康黨在上海、澳門辦《時務報》《知新報》，倡言改造，名重一時，同時康、孫兩黨頗磋商一起配合事宜。戊戌夏秋間，光緒銳行新政，南海驟獲顯要，以帝師自居，徐勤等皆彈冠相慶，慮為革黨株連，遂漸與孫氏疏遠，而兩黨門戶之見，自此益深。政變后，孫中山曾商諸日人以救助康等出險。康、梁至japan(日本)，頗蒙japan(日本)當局優待，而孫氏亦下意結納，然南海自稱奉清帝衣帶詔，未便與反動黨人往還，借端不見。其后相見，康氏堅其保皇主旨而不少變。其門生徐勤尤其反對與孫氏一起配合。（參見《反動逸史》初集，第47—49頁）
然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南海代御史王鵬運草擬奏折，彈劾兩廣總督譚鐘麟。此疏既劾譚鐘麟對興中會舉事疏于防犯，誣孫氏為“匪賊謀攻省會”，又劾譚氏對劣紳劉學詢進行庇護。劉氏與孫中山有同鄉之誼，然“交結權要，勢傾一時”，南海講學萬木草堂時，即與劉氏多不相能。戊戌間，南海又再次彈劾譚氏及劉氏。政變后，劉氏自請赴日，“明以振興商務，暗以訪拿康逆”。是以康、梁屢謀欲刺殺劉氏。然庚子間，孫中山策動兩廣獨立，即與劉氏頗有聯絡。劉氏素蓄很是之志，以朱元璋、洪秀全自命，而期孫中山為徐達、楊秀清，數與商起義年夜計。康、孫一起配合之掉敗，與劉學詢實有莫年夜關系。（參見孔祥吉：《康有為變法奏議研討》，第136—150頁。又參見馮不受拘束：《反動逸史》初集，第77—80頁）
不獨南海譏孫氏為“平易近國偉人”，其后陳獨秀有“掉意之偉人”之語，蓋譏孫氏也。（陳獨秀：《俄羅斯反動與我國平易近之覺悟》，1917年4月，《獨秀文存》卷1，第99頁）陳氏又頗不滿孫氏廣州當局鎮壓學生運動，攻擊新文明運動。（參見陳獨秀：《段派，曹、陸，安福俱樂部》，1919年12月，《獨秀文存》卷2，第568、569頁）平易近國以后，孫氏汲汲以護法為己任，而陳氏亦頗譏之，以為約法對國民不受拘束多有束縛。（參見陳獨秀：《約法底罪惡》，《獨秀文存》卷2，第578頁）孫氏亦頗不屑新文明諸輩，即使在國共一起配合時期，對陳氏亦常有戒心。
此外，南海對五四運動的見解與孫氏分歧，而視為平易近意之體現，“學生此舉，真可謂代表四萬萬之平易近意，代伸四萬萬之平易近權以討國賊者，孟子所謂‘國人皆曰可殺’者也。……自有平易近國八年以來，未見真平易近意、真平易近權。有之，自學生此舉始耳” （康有為：《請誅國賊救學生電》，1919年5月6日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05頁），又致電犬養毅，請求japan(日本)撤兵。（康有為：《請犬養毅轉達japan(日本)內閣撤兵交還電》，1919年8月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08頁）
[53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2，《選集》第十一集，第18、19頁。
[54] 平易近國肇建，中國即告決裂，“今蒙古、西躲、烏里雅蘇臺、科布多皆自立，伊犁又見告矣。頃則俄、英擁蒙、躲為保護國，法、日調年夜兵壓遼，干預滇亂。若列強效之，瓜分至矣”，“中國從此決裂而益亂矣，亂極且又將召瓜分”。（康有為：《漢族宜憂外分勿內爭論》，1912年1月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57頁）南海論平易近國棄掉滿、蒙、躲之情實曰：“然自平易近國元年，遂掉外蒙、西躲萬里之地。外蒙名為獨立，而實隸于俄。西躲名為保護，而實隸于英。若東三省，則袁世凱之以十五條易帝制，聽設差人，無異割讓矣。若夫青島把持燕齊，片馬與[犭怒]夷野人山深刻滇邊，其掉割尚不暇數矣。昔者清室數十年之弱，不過割噴鼻港，租膠州、威海衛、廣州灣、旅順、年夜連，各不過百數十里地，即奕山誤割烏蘇里江東域于俄，亦僅三數千里荒絕之地，豈有一年而割讓二萬余里金域與人哉？此則遠過于墨，而古明天下所未聞者矣。吾不師英，因威廉而收荷蘭數萬里之地，乃師墨反動內亂，而掉新藟以東萬里之地，何其顛倒哉！聞平易近國偉人之論，但以為能保內地十八省則可矣，豈知東南既掉，東南亦不克不及保，且內地割裂，則十八省亦不保也。又聞貴要某公之論曰：凡改造則必掉其地，此必不克不及逃之數。然誰使必反動而至掉地者？今俄、德之爭里加一城，敝兵數百萬，年夜戰三年，而后得之。吾乃以無端之反動，而甘掉二萬里之金壤，國人視之，亦不甚愛惜，豈不異哉！故夫亡國有道，非其國人盡盲盡昧盡狂，誰得而取之哉！”（《共戰爭議》卷2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19頁）早在平易近國之初，南海即以此正告反動諸公矣，“夫吾之撫有蒙、回、躲也，非吾華固有之，滿人極力而得之，以贈吾華人。但是蒙、躲之人，實系屬滿洲者也，與華人絕無系涉者也。……若今斷棄舊朝，而欲收蒙、回、躲，必不成得也。且豈特遼、蒙、回、躲不成得罷了，既掉之后，必折進于強俄”。（康有為：《與黎元洪、黃興、湯化龍書》，1911年11月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12頁）凡此，可見南海之遠慮，迥非反動黨人出于一黨私利之淺謀可比。是時俄、英分取外蒙、西躲，南海且憂且恨，曰：“一面讀報，涕下沾襟，不知其所由，而惟忿然于那拉、奕劻、袁、唐、孫文、黃興諸賊罷了。末日至矣，可何如？何如何如！……孫、黃賊子何足責，今仇恨袁、唐誤國。……今者之恨，真欲食其肉而寢其皮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與梁啟超書》，1912年7月18日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336頁）南海又譏平易近國為“讓地當局”，“平易近國成立一年來，吾當局只聞退軍講和，終則割講以召瓜分罷了，是謂讓地當局”。（康有為：《中國以何方救危論》，1913年3月，《選集》第十，第31頁）古人徒知滿清之割地，孰不知反動諸公以一黨之偏私，賣國尤甚焉！
其時締造平易舞蹈教室近國之孫文，可謂無邪浪漫，篤信共和使蒙、躲、回諸部得為“共和國之主人翁”，絕無決裂之虞。（孫中山：《在北京蒙躲統一政治改進會歡迎會的演說》，1912年9月1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二，第429、430頁）蓋辛亥以前，保皇黨與反動黨曾就反動能否遭列強瓜分中國而互有辯爭，孫中山嘗假土耳其、摩洛哥二事，以為反動勝利，列強當做壁上觀，反欲保全中國之領土。（孫中山：《論懼反動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》，1908年9月12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一，中華書局，1981年，第380－383頁）至西躲獨立，孫文又無良策，乃空言以德服人，“余極端反對以軍力從事……加尹昌衡宣慰使銜，只身進躲，宣布當局德意，令其自行撤消獨立”。（孫中山：《在北京與袁世凱的談話》，1912年8月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二，第427、428頁）其后蒙古獨立，孫氏亦反對用武，以為有違其平易近族主義思惟，“中國在帝制時代，總是想壓制蒙古。在平易近國時代，北京當局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往打蒙古，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往馴服蒙古。可是蒙古總不怕北京當局的軍力，總是要脫離中國往獨立。我們南邊當局，向來沒有效過軍力往征蒙古的”。（孫中山：《歡宴國平易近黨各省代表及蒙現代表的演說》，1924年1月20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第107頁）孫氏此說完整不顧事實，且有鼓勵蒙古自決之幻想主義成分。孫氏又謂“國平易近黨敢鄭重宣言，承認中國以內各平易近族之自決權，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反動獲得勝利以后，當組織不受拘束統一的（各平易近族不受拘束聯合的）中華平易近國”。（孫中山：《中國國平易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年夜會宣言》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1924年1月23日，第119頁）其后蘇聯、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亦據此種幻想主義論調，狂言平易近族之同等與自決，而國土決裂之種因亦植于是焉。孫氏之平易近國雖歸掉敗，而共產黨當局頗張其說，然吾今不致蹈蘇東后舞蹈場地塵，誠中國之萬幸也。
長素則與孫氏分歧。辛亥前夕，清廷猶能遣趙爾豐進兵西躲，長素乃致書貝勒毓朗，吁請趁葡萄牙內亂之機而收復澳門，且藉此以壯吾軍之膽而鼓其氣也。（康有為：《致毓朗書》，1910年10月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168、169頁）設若是，誠能消弭國內亂卒悍將之叛心，武昌之軍或亦不敢謀亂矣。
[55] 康氏論俄之兼并外蒙曰：“彼俄人知我反動功人之意，以十八星自表，但知保長城以內中國故有之地，而不計滿、蒙、躲之保否也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蒙躲哀詞》，1913年，《選集》第十，第4頁）彼時各黨勢力忙于內訌，此固其掉蒙、躲之遠因，然推其禍始，亦以反動黨人政管理念之偏執所致。
[56] 孫文則以為，南美之亂，非共和有乃至之，實因“處所自治之基礎不鞏固”，至于法國年夜亂八十三年，亦以無自治為基礎，且彼之國體向為君主專制之故。（孫中山：《建國方略》之一，“孫文學說”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六，第207、208頁）故孫氏以為中國之共和建設，尤當重視處所自治。
[57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3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6頁。當時反動黨人凡事皆欲描摹美、法之共和，康氏極不謂然，以為“若吾中國之廣土眾平易近，人心風俗皆與美相反，這般而欲學美，則有中南美之禍可以為吾前車矣”。（康有為：《與黎元洪、黃興、湯化龍書》，1911年11月，《選集》第九集，第211頁）康氏之預測，此后莫紛歧一應驗，較諸孫文此時之樂觀，其智蓋亦深矣。孫氏頗憾于南海，亦力辯君主立憲之非，“君主立憲在他國君平易近無甚深惡感者，猶或可暫安于一時，在中國則必不克不及行，此自歷史事實而言之者也”，然君主軌制在中國頗遭人惡感，良非事實也。孫氏又以平易近主軌制可消彌爭端，“中國歷史上之反動，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，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，遂相爭奪而不已。行平易近主之制，則爭端自絕”。（孫中山：《中國反動史》，1923年1月29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七，第60、61頁）凡此，皆務與康氏之說相反。
[58] 南海譏平易近初南北之爭曰：“今猶南北對峙、軍力相鏖者，非為排滿也，非為爭平易近族也，不過袁世凱之黨數人，與新都督數人相爭耳。此乃漢人相內爭，如劉邦、項羽然，非復滿、漢之爭矣。漢高祖謂項羽曰：全國滾滾，生平易近涂炭，父子兄弟不相保，皆為我兩人。今亦然矣。乃為事勢之一年夜變，與初舉兵之事理相反，而我國平易近不成不起而公商矣。”（康有為：《漢族宜憂外分勿內爭論》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69頁）其時張謇倡“反動軍起，反動黨消”之議，黃興、章太炎等皆擁護之，或有見于此禍焉。然孫文力排眾議，以為當強化黨的建設，堅持一貫之反動精力，實欲藉此以制約袁氏也。武昌首義，當南北議和之際，孫文乘機而踞年夜總統位，又行推讓之事，后人頗有高其義者，實未得其情焉。
[59] 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3，《選集》第十一，第46、47頁。古人唱平易近主者，莫不據american為例，以為平易近主可致富強。朱一新嘗有論以辟之，曰：“美為新造之國，地廣人稀，謀生甚易，故內變不作。其地僻在西半球，俄人未年夜逞志于歐洲，遠交而近攻，無暇及美。至英、法諸國，地丑德齊，日虞俄之蠶食，自顧不遑，更無暇及。故內亂不生。此蓋幸值其時，得以閉關自治，國用既省，財賦自饒，非其法制果勝于諸國也。”此理甚是平實天然，惜乎古人不知也。雖然，美之實行平易近主，其弊頗多，前人亦有以見之矣，朱一新曰：“美雖久為平易近主，而分黨相軋，以固權位，每易總統，舉國若狂，皆邪說之毒中之。”（《無邪堂答問》卷4）
[60] 參見康有為：《與黎元洪、黃興、湯化龍書》，1911年11月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11－217頁。
[61] 康有為：《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》卷六，《選集》第六集，第179頁。
[62] 梁啟超：《年齡中國蠻夷辯序》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二。
[63] 古時常以毛色歸納綜合人種之特征，如俗稱蒼生為“百姓”，秦時稱為“黔黎”，皆此義也。此外，古時又稱白叟為“花白”、“二毛”，稱小兒為“黃發”，亦此類也。故明清以后，吾國稱西洋人為紅毛，未必有貶義，猶古人以膚色稱西洋人為“白種”是也。
[64] 明、清于行省之外別設土司以治蠻夷，本朝因之，于省外別置自治區，欲少數平易近族以自治也，其專心實與前人無二。是以南海謂滿清既為年夜一統，又實行滿漢分治，蓋“因其舊俗而治之”，猶本朝自治之義也。（康有為：《請君平易近合治滿漢不分折》，《選集》第四集，第425頁）本朝又在省外另設直轄市，亦沿襲明、清直隸之制也。若以《年齡》異外內之說視之，則直轄、直隸猶中國、王畿，省、行省猶諸夏，至于土司、自治區之設，則比于蠻夷矣。
戊戌間，南海嘗上《請設新京折》，不僅欲于北京之外而別建新都于滬蘇之間，甚至欲建十都，以輻輳全國之文物焉。中國自古常不過兩京罷了，至本朝，則于北京之外，別建上海、天津兩直轄，又于東北別辟重慶為直轄，不獨控御隴躲，亦以為“阜平易近萌，繁商富之道”。（《選集》第四，第444頁）
[65] 中國現代啟蒙思惟之一部門便是改革吾國之人種。此種改革人種的思惟可追溯至康長素。康氏對棕人與黑人極蔑視，以為智力、描摹與品德之拙劣者瑜伽教室，然后其構建的年夜同社會又主張人類之同等，是以，他設想了四種辦法來打消這種人種上的差異，即遷地之法、雜婚之法、改食之法、沙汰之法，這般，“至年夜同之世，只要白種、黃種之存，其黑人、棕種殆皆掃地盡矣”。（康有為：《年夜同書》第2，《選集》第七集，第45頁）並且，南海雖以黃、白二種族為優，不過，他仍試圖改革黃色人種為白色人種。（參見康有為：《年夜同書》第2，《選集》第七集，第43－47頁）可見，康氏所主張之種族同等，不是視各種族同等，而是要轉變“劣”種，以與“優”種無別。康氏又認為，“承平之世，人人皆色相端好，潔白如玉，噴鼻妙如蘭，紅潤如桃，華美如花，光澤如鏡。當代之佳麗，尚不及承平世之丑人也”。（康有為：《年夜同書》第8，《選集》第七，第187頁）蓋上世紀初頗風行人種改革之說，不獨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。此說實本于達爾文物種進化之“優勝劣汰”說也。葉德輝謂此“合種”之說，較之平易近權、同等，尤為年夜謬，蓋援耶穌《創世記》之詞罷了，致中國之種族而不得保存，實無害于風俗人心。（《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》，《翼教叢編》卷6）
[66]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《劉師培論學論政》，第14頁。劉文淇作《左傳舊注疏證》，蓋不慊于杜預注也，乃掇拾賈、服、鄭之注，疏浚證明。至其曾孫劉師培，則攻杜注掉別夷夏之旨，“自杜預注興，而攘夷之旨掉矣，可不嘆哉！”（同上，第15頁）不過，劉師培亦許公羊家進退夷夏之說，不過，謂其義在于以夏變夷，非以夷變夏也，故至蠻夷亂華，乃深戒之，謂“據此以蕩華夷之界則殊否則”，又攻龔氏“援飾經文，獻諛建虜”。（劉師培：《攘書·夷裔篇》，《劉師培論學論政》，第292頁）
[67] 劉師培：《攘書·夷種篇》，《劉師培學論政》，第296頁。
[68] 前人言反動，素無種族復仇之義。然章太炎嘗撰文多篇，謂儒家素許個人復仇，唯藉法令以制止復仇無停止罷了，至于國家之仇，公羊家主張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猶得復也。且國家之上，尚無法令以宰制之，則不得不以國家自相復仇為是。（參見章太炎：《復仇長短論》，《章太炎選集》第四，第270－276頁）章氏又論今之反動，其義實為光復，即“光復中國之種族也，光復中國之州郡也，光復中國之政權也。以此光復之實，而被以反動之名”。（章太炎：《反動品德說》，《章太炎選集》第四，第276頁）且論中國現代為宗法社會，則排外乃理之當然，而東方則不用排外也，“蓋宗法社會之視外人，理同寇盜，凡皆侵其芻牧，奪其田疇罷了，于國教則為異端，于平易近族則為非種，其深惡痛絕之，宜也。故宗法社會無異平易近，有之，則奴虜耳！”（章太炎：《〈社會通詮〉商兌》，《章太炎選集》第四，第325頁）是以自反動黨視之，滿人進主區夏，難免奴虜視漢人，而漢人唯驅除韃虜而后已。
章氏又謂《年齡》“其實主道齊桓、晉文五伯之事。……綜觀《年齡》樂道五伯，多其攘蠻夷，捍族姓。雖仲尼所以自任，亦曰百世之伯主也，故曰‘竊比于我老彭’。老彭者，始自籛鏗，至于年夜彭，身更數代，功正夏略，為王官之伯，而亦領錄史臧。今以立言不朽，為中國存種姓，遠殊類，自謂有伯主之功，非曰素王也”，故公羊家以素王改制之微言論孔子，掉《年齡》之本心也。（參見章太炎《檢論·年齡故言》，《章太炎選集》第三，第411、412頁）蓋康南海以素王改制論《年齡》，章氏則以種族反動乃《年齡》之精力，彼此皆服務于各自政治主張也。
[69] 康氏不僅以為反動不用排擠滿、蒙、回，甚至以墨西哥、秘魯亦我同種，謂“吾今宜兼墨、秘同種而并收之，豈止滿、蒙至近者哉”。康氏又主張反動黨人當效元魏之法，改滿人姓氏為漢姓，以泯滿漢之域，消彌內爭之虞。（康有為：《與黎元洪、黃興、湯化龍書》，1911年11月9日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07頁）
[70] 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，第327頁。
[71] 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，第330頁。
[72] 康有為：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》，《選集》第六，第328頁。
[73] 孫中山：《三平易近主義》，1919年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五，第187頁。
[74] 共享會議室孫中山：《在中國國平易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》，1921年3月6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五，第473－475頁。
[75] 孫中山：《中國國平易近黨宣言》，1923年1月1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七，第3頁。
[76] 不獨孫氏，章太炎之平易近族思惟前后亦有轉變。蓋章氏排滿言論之烈，猶甚于反動諸公。庚子之后，章氏感于國難，以為保中國，必不克不及保年夜清。至反動功成，章氏乃盡變其說。其時，留日滿洲學生有主張向日借兵者，章太炎乃告之曰：“若年夜軍北定宛平，貴當局一時傾覆，君等滿族，亦是中國國民，農商之業，任所欲為，選舉之權，一切同等，優游共和政體之中，其樂何似。”（章太炎：《致留日滿洲學生書》，1911年10月10日，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，第519—520頁）故汪榮祖以為，章氏不過以排滿為手腕罷了，一俟傾覆清社，遂再無藐視滿州之言論，而信守五族共和。（汪榮祖：《康章合論》，第83、84頁。）
[77] 康南海力辟此種平易近族主義，以為“平易近族之義，起于德人之鮭加納。蓋以法路易十四及拿破侖忌德人條頓種之年夜也，乃頻分為小國而陰弱之，故卑士麥以平易近族義鳩合德之諸小，乃能成今德之強霸。意為澳人分為十一國而弱之，故嘉窩以平易近族義收意年夜利族十一國為一國。蓋平易近族義，皆專為合諸強大為強年夜國者也。若夫英、美、俄諸年夜，則鳩合群種而為年夜國，故平易近族之說不發焉。吾中國之所以年夜，真美、俄、英之比也，故無發平易近族義以自裂之理。若必專明平易近族，則其始排滿矣，繼必排蒙古、西躲、新疆之蒙、回族矣。……夫德意志以發平易近族義而致強年夜，吾國人乃以平易近族義而自削小，何其反也！……夫平易近族之說既誤矣，若公等猶堅持之，則必至南北對峙，日尋干戈”。（康有為：《與黎元洪、黃興、湯化龍書》，1911年11月，《選集》第九，第207、208頁）
[78] 孫中山：《三平易近主義·平易近族主義》，1924年1月27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第185—188頁。
[79] 章太炎亦有類似“國族”思惟。章氏以平易近族主義通乎古今之道，蓋宗法社會藉此而收族，而軍國社會亦藉此而聚眾；又謂平易近族主義，藉以破宗法，而使中國進于軍國社會，而國族乃因以成績焉。（參見章太炎：《〈社會通教學場地詮〉商兌》，《章太炎選集》第四，第322－337頁）
[80] 參見孫中山：《三平易近主義·平易近族主義》，1924年2月24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第238－241頁。
[81] 孫中山：《三平易近主義》，《國父遺教三平易近主義總輯》，徐文珊纂輯，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60，第174頁。
[82] 孫中山：《中國反動史》，1923年1月29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七，第60頁。
[83] 孫中山：《中國國平易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年夜會宣言》，1924年1月23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第118、119頁。
[84] 《孫中山選集》卷八，第402頁。
[85] 《孫中山選集》卷八，第401、402頁。
[86] 對此，魯思·本尼迪克特亦有見于japan(日本)此種圖謀，“japan(日本)為其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條件與american的恰好相反。……japan(日本)必須為樹立等級次序而戰斗。當然，這一次序的領導只能是japan(日本)，因為只要japan(日本)是唯一的真心樹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，也最清楚‘各得其所’的需要性。……是以，它應該幫助落后的兄弟之邦——中國。‘年夜東亞’諸國是統一人種，japan(日本)應當起首將american，其次是英國、俄國，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往，使之‘各得其所’。……即便是在戰敗后，japan(日本)也還不認為應該從品德上排擠‘年夜東亞’這一幻想”。（本尼迪克特著：《菊與刀——japan(日本)文明的類型》，第15、16頁）
[87] 孫中山：《三平易近主義·平易近權主義》，1924年4月13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第304頁。
[88] 當時，japan(日本)頗有勢力宣揚此種論調。1898年6月，近衛篤磨公爵（1863—1904）組織了同文會，其意圖即在強調中日兩國同文同種，彼此聯結。近衛篤磨在當時japan(日本)影響最年夜的《太陽》雜志上發表了《同人種聯盟，附支那問題研討的需要》一文，宣揚種族戰爭：“我認為，東亞將不成免地成為未來人種競爭的舞臺。交際戰略雖然能夠“一時變態”，但僅是“一時變態”。我們注定有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競爭，在這場競爭中，支那人和japan(日本)人都將被白人視為盟敵。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，都必須把一難點銘記心中。“（馬里烏斯·詹森：《近衛篤磨》，載江晃編：《在政治及文明交通中的中日文著》，第113—114頁）近衛在與南海的談話中，更是宣稱排擠東方在亞洲的勢力：“本日之東亞問題絕非東亞諸國間之問題，實為世界之問題。歐洲列強皆為本身之短長在東亞相比賽。東亞為東亞人之東亞，只要東亞人才有權利解決東亞問題。美洲之門羅主義，乃不過此意也。在東亞，奉行亞細亞門羅主義之任務者，實貴我兩國人之責任。在本日之局勢下，奉行此事者絕非易事。雖然這般，但我等最終之目標，非完成此一任務不成。”（康有為：《與近衛篤磨的談話》，《選集》第四，第41頁）可見，japan(日本)提出亞洲門羅主義，即欲中日攜手以對抗東方也。1899年2月14日，伊藤博文在向海內教導會會議中發扮演說，宣稱：“我信任，盡我國力的最年夜限制，向（朝鮮和支那）供給幫助，不單對保全我國本身好處，並且對整個遠東年夜勢，都是正確的、需要的。”（轉引自任達：《新政反動與japan(日本)》，第37頁）但是，日、中兩國畢竟強弱判然，尤其至平易近國之時，中國愈加不振，位置之卑弱尤甚于清末，則東亞門羅主義難免視中國為japan(日本)之保護國矣，而japan(日本)針對中國提出的種種不服等條款即由此而來，與東方純粹出于掠奪中國之心分歧。雖然，此時自中國視之，東亞門羅主義枉然有利于japan(日本)罷了，且漸成japan(日本)侵犯亞洲各國之捏詞，是以南海亦轉而反對東亞門羅主義矣。（參見康有為：《共戰爭議》卷1，《選集》第十一集，第6、7頁）
[89] 康有為：《唇齒憂》，1899年10月底，《選集》第五集，第141頁。孫中山亦屢強調中國與japan(日本)同文同種，至于japan(日本)舊日之侵犯中國，猶能原諒之，“japan(日本)否則，與我國短長相關，絕無侵犯東亞之野心。從歷史上觀察之，彼為島國，我為陸國，絕對不相損害。縱近年來難免有侵犯之舉動，亦出于萬不得已，非其本意天良，是我們最要原諒japan(日本)的”。（孫中山：《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》，1913年2月23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三，第26,27頁）孫氏之無邪這般，蓋從地緣政治視之，japan(日本)的擴張只要侵犯中國一條路，且隨著舊中國的式微，japan(日本)欲代替之，成為“新中國”，其意極為了然，絕不因中國已樹立共和而緩其圖謀也。
[90] 康有為：《致年夜隈伯書》，1900年1月底，《選集》第五集，第164頁。更晚些時候，孫中山猶視japan(日本)為兄弟之國，且以維持東亞戰爭乃兩國之配合義務。（孫中山：《在japan(日本)東亞同文會歡迎會的演說》，1913年2月15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三，第13、14頁）就此點而言，康氏與孫氏之見解雷同。
[91] 此種意識不獨康氏有之。戊戌間，japan(日本)伊藤博文來華，即頗有留其于京以備顧問之議，時軍機章京外放松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：“說者謂日人我之仇雔，不當使之借箸。不知日人與我唇齒相依，我制于西，則彼亦自不克不及保。故甲午一役，聞彼實有悔心。”（《戊戌變法檔案史料》，第12頁）稍早，洪汝沖亦有合邦之議，維新黨人楊深秀、宋伯魯乃有中、英、美、日合邦之說。
茅海建認為，康氏之“合邦”思惟大要遭到日人森本藤吉（1850—1922）的影響。（參見茅海建：《從甲午到戊戌：康有為〈我史〉鑒注》，第387—389頁）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，森本藤吉當選國會眾議院議員。十九年，出書《年夜東合邦論》，書中主張japan(日本)與朝鮮合并，成為“年夜東國”，然后再與清朝合縱，配合對付東方。二十四年，梁啟超將此書翻刻出書，內容多有改刪，更名《年夜東合邦新義》，并親撰序文，序中稱“欲策富強，非變法不成；欲衛種類，非聯盟不成”。唐才常在《湘報》第23號（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出書）發表《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》。大要康黨中人頗主張“合邦”之論矣。
[92] 參見孫中山：《三平易近主義·平易近族主義》，1924年2月10日，《孫中山選集》卷九，第215—220頁。